“古国时代”的流变（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新成果与新认识》研读散记（之三）
许宏约 6 分钟“古国时代”这一概念，不是探源工程的首创。
“古国”一词，含义宽泛，本非特定词汇。明、清王朝亦属古国，殆无异议。1985年10月，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范畴首倡“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文物》1986年第8期）的苏秉琦先生，同时也常提“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如《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就在成稿于1986年7月的上文中，苏先生又有所犹疑，“将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的发现作为他提出‘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中华文明史提前1000年’的主要论据，但对这些遗存反映的社会实体，他所确定的概念不是‘古国’，而是‘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从学术上分析，这是一个内涵不明确、外延不清晰的概念”（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与上引苏秉琦先生的文章同期，紧接着的另一篇，是当时尚属“小字辈”的南京博物院助理研究员车广锦的万字长文《论古国时代》，提出“在五千多年前的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和其他一些地区，全面进入了古国时代”，而“古史传说中的帝王都是古国时代的国王”（《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嗣后，苏秉琦先生在访谈中也提及：“不迟于四五千年前大体都进入了古国时代，亦即城邦、万国林立的时代”（《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
图：车广锦的《论古国时代》一文
再后，严文明教授在论文中述及“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到前2000年的一千年间，……在考古学上又称为龙山时代”。“龙山时代……已处于小国林立的局面，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正好相合。所以我认为龙山时代可称为中国的古国时代，是真正的英雄时代”（《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赵辉教授在本世纪初完成的一篇结项报告中指出：“自公元前2500年起，历史进入了所谓的龙山时代。……传说黄帝的时代，天下万国或天下万邦。万，言其多，描写的是列国林立的人文景观。而这个时期各地所见聚落群并立的现象，和传说十分合节！可以说，这个时期各地社会已经普遍进入了一个‘古国’的时代”（赵辉：《论中国史前社会文明化进程》，《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文物出版社，2015年）。
要之，在探源工程立项研究之前，传说时代夏王朝建立前的邦国林立状态，与各地的考古发现大致对应，可称为“古国时代”的认知，在20余年间渐成共识。但关于这个时代的起讫时间与跨度，尚存异议，未及深究。1. 相关表述上的犹疑
至2008年底，探源工程已经实施了预研究和第一、二阶段的研究。2009年，由中国科技部、财政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主办的“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展”在京举行。展览三大单元的题目分别为“家园”“邦国之路”和“王国崛起“，经审定的展板与图录文字则表述为：“约公元前3000年，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进入初期国家阶段，中国开始了邦国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家文物局编：《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文物出版社，2009年）。
图：“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展”图录
时为探源工程负责人的王巍研究员在上引展览图录的文章中，指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接近了初期文明社会”；而良渚文化和陶寺文化“可能已经进入了初期的文明社会”。“即邦国文明的阶段”（同上引书）。
可见到了此时，“古国时代”的概念在探源工程相关提法的切磋琢磨中尚未落实。而“邦国”的概念，诚如林沄教授指出的那样，“显然受到另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过程的历史学家王震中的影响”（《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
再后，王巍研究员的表述已有所不同：“可以初步认定山西陶寺遗址为‘尧都’，尧舜古国时代不再是传说，而有了信史的证明”（《考古发掘初步认定山西陶寺遗址为“尧都” 尧舜古国不再是传说》，“央广网”，2015年6月18日）。可见彼时，“古国时代”已替代了“邦国时代”的概念。
2. 2018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2018年5月，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官宣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的研究成果，给出了三个大的时间节点：“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新闻办就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中国日报网”，2018年5月28日）。
图：国新办新闻发布会现场
国家文物局领导所做工程最新成果的正式介绍，有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其中没有提及“古国时代”这一概念；
第二，如前所述，纵贯工程第二至第五阶段的研究范畴一直是公元前3500—前1500年，但此次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的阐释，开始上溯至仅“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的距今5800年前后。
第三，第三大节点是距今3800年前后二里头文化的崛起，而非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定的夏王朝的始年——公元前2070年。
图：探源工程给出的三大时间节点
关于第一点，工程执行专家组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倒是提到了“古国文明的阶段”或“古国时代”。王巍研究员说：“我们认为，应该以这个（良渚遗址）为代表，在长江下游地区，距今5000年已经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而陶寺、石峁遗址也“应该进入到王朝之前的古国文明的阶段”。赵辉教授则介绍道：“在距今5000年前，以良渚文化、良渚文明为代表，……一些地方率先进入到文明阶段，有了自己的国家，……诸多地方文明并立的现象有点像我们传说中所描述的，那个时代是天下万国、天下万邦的情景相吻合，所以我们借用这个意境，把这个时代叫做‘古国时代’”（同上，“中国日报网”，2018年5月28日）。“人民网”的报道题目直接就是《5000年前中国已进入“古国时代”》(people.com.cn)。
读者朋友应已注意到，正式介绍中的前两大节点——距今5800年和距今5300年，在工程执行专家组负责人的答问中都没有被提及。他们强调的是“距今5000年前”，这是进入“古国文明的阶段”或“古国时代”的最大节点，此前的阶段则不属于“古国时代”的范畴。
这一提法的一个学术注脚，是随后正式出版的《区域、社会与中国文明起源：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区域聚落与居民研究”成果集》（张弛、陈星灿等编，科学出版社，2019年）。
图：《区域、社会与中国文明起源》书影
该子课题负责人张弛教授在最后的总结性文章《中国史前区域、社会与文明起源》中，对公元前3500—前1500年区域聚落所见中华文明形成过程提出了相对明晰的认识：
【酋邦社会的出现与区域文明的开始】
公元前3500—前3000年：“大型的聚落所代表的社会结构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应当类似于酋邦那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以灵宝西坡、含山凌家滩、上海崧泽、张家港东山村、郑州西山、天门谭家岭、秦安大地湾、西安杨官寨、泰安大汶口、建平牛河梁等为例。
【古国（archaic state）的形成与新石器时代文明】
公元前3000—前2300年：“出现了一批可以认为是属于古国性质的新型区域性政体”，以襄汾陶寺城址、泰安大汶口墓地、新沂花厅墓地、杭州良渚遗址群、天门石家河遗址群等为例。“这些大型的中心性聚落、城址和聚落群领地……，可以称之为古国，与中国古代历史上记载的邦国规模相当。”
这里给出了“古国”的英文对译（archaic state），明确了属于state范畴的早期国家的上限。上述内容与工程设定的研究时段，及与前述探源工程两位执行专家组负责人关于“古国时代”的提法都是一致的。
但此后，工程对相关问题又有了不同的表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