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国时代”的流变（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新成果与新认识》研读散记（之四）

三   注意：“古国”不等于国家了

关于“古国时代”概念的意涵，以及探源工程引进此概念的缘由，赵辉教授后来有明确的交代。

近年，作为工程首席专家，赵辉教授撰文对“古国时代”加以系统阐释（赵辉：《“古国时代”》，《华夏考古》2020年第6期），随后，2021年5月在“中国考古大讲堂”所做关于“古国时代”的讲座纪要得以刊布（赵辉：《谈谈“古国时代”》，《文物天地》2021年第9期。下文仅注标题）。

图：《文物天地》刊发的讲座纪要

他指出：“‘古国时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釆纳的一个概念。当时提出的这个概念，将公元前3300年到前2300年这一千年时间叫古国时代的早期，以后的五百年，也就是公元前2300年到前1800年的龙山时代，叫古国时代的晚期（《谈谈“古国时代”》）。

回顾比照一下就可以知道，这几个年代数据，都是后来才确定的。从《三星堆之惑》到现在这组“研读散记”，我都希望尽可能找到当时的文献，看当事人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说的，惟其如此，才能捋清故事的原委和当事人的心路历程。

2012年5月，“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学术研讨会”在张家港举行。王巍研究员在会上介绍道：“目前，探源工程（三）提出了对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认识：距今4500年前后，几个主要的文化区已经具备了文明的基本特征；距今5000年前后，至少一些地区（良渚、石家河）率先进入了古国时代。距今5500年前后，几个主要区域（崧泽、庙底沟、红山）已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李政：《百余位学者探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中国文物报》2012年5月25日）。但这一重要表述不见于工程正式刊布的关于该研讨会的万字会议综述（中华⽂明探源⼯程项⽬执⾏专家组秘书处：《“中国⽂明起源与形成学术研讨会”综述》，《东南文化》2012年第3期）。

可知，彼时工程已决意采用“古国时代”，而非2009年工程成果展中的“邦国时代”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家文物局编：《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文物出版社，2009年）。但“古国时代”的上限仍划定在“距今5000年前后”，而此前“距今5500年前后”以来的数百年时段，属于仅“步入文明化的轨道”的序曲阶段。

赵辉教授在2021年的讲座中坦言：“‘古国时代’这个概念提出后，探源工程并未对其做过系统说明，比如什么是‘古国’、为什么叫‘古国时代’等，没有做过具体说明。最近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觉得在前边还有五六百年的时间，即公元前3800年到前33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也应在古国时代大时代的范畴里”（《谈谈“古国时代”》）。由是，“古国时代”的上限开始向上拉伸。

关于“古国时代”概念的缘起和界定，赵辉教授在正式文章中做了阐释：“显然，二里头文化是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为了区分前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和王朝时代‘对仗’的说法——‘古国时代’”。“有夏之前，‘国’是普遍的存在，是地方性的、自治的政体，是参与更广泛社会政治的基本单位。”“文献透露给我们的重要信息是这些国的规模不大，是‘小国寡民’”。而考古所见“列城林立的景观，正与先秦文献中上古时代天下万国的记忆合节”（《“古国时代”》）。

可知，这里所说的“古国”源自传世文献中的“国”，而非当代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国家’是一个政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称呼，而古国不一定发展到了国家”（《谈谈“古国时代”》）。“根据学术界认定的文明标准，我比较有把握地把良渚这样的大型社会叫作国家。就目前的资料看，古国极有可能在开始对周邻开展大规模整合的时候，其社会的演进才算到了可以称之为国家的程度，如良渚、石峁，而对数量众多的史前古国中是否有的在没有这个政治前提条件或者行为时也发展进入到国家的程度的问题，我尚无主见”（《“古国时代”》）。

鉴于上述，赵辉教授建议古国时代的上限可以再向前提：“考虑到此前上至公元前4000年间出现了聚落群内部整合，此间聚落群之间的整合是前个时段社会趋势的继续，所以我建议把这个时段也纳入古国时代的范畴，可以叫作古国时代的初期”（同上引文），或“作为古国时代的最早阶段。以后古国时代是不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我们再说，再等新的材料”（《谈谈“古国时代”》）。可见，这是一个开放的阐释框架，具有新内涵的“古国时代”仍有进一步上推的空间。

四   “古国时代”三阶段的提出

如前所述，赵辉教授在自撰论文和讲座中最早提出了“古国时代”三阶段的建议。2022年，担任探源工程第一至第四阶段负责人的王巍研究员和赵辉教授，又联名发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一文（《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这是他们首次代表工程给出的“古国时代”三阶段的提案。

他们认为，自大约5800年前以来，古国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已经是各地比较普遍的存在，史前中国从此进入了“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赵辉教授在前二文中提出的古国时代初、早、晚期序列，在此文中改称第一、二、三阶段，这进一步强化了关于文明起源及初步发展进程一体性的表述。也如前述，这篇文章一改学术论文一般用“公元前/公元年代”的做法，将赵辉教授论文中的“公元前”年代数值直接加2000年变为“距今年代”。

这篇文章，最终成为2023年12月国家文物局官宣的工程最新成果（《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国家文物局官网，2023年12月9日）的学术底本。

图：2023年12月国家文物局新闻发布会现场

图：工程各研究阶段对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进程的推断意见

由上表的梳理，可知对“古国时代”之“国”的重新定义，改变了既往古国时代进入文明阶段、出现早期国家的基本认知。尽管赵辉教授做了必要的说明，但汉字世界中“国”的定性指向，把“接近初期文明”“出现文明起源迹象”的阶段纳入广义的“古国时代”后，都使得古国的“国”回归到了汉字固有的多义性的特质。或许，这也正符合此阶段社会初步复杂化进程所特有的朦胧模糊、“剪不断理还乱”的时代特性。诚如赵辉教授所坦言的那样，“在这些概念的定义上，我们都没来得及做深入讨论”（《谈谈“古国时代”》）。

无论如何，这些推论使“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命名成为一个契机，推动了各地积极上推当地古文化文明发端、国家形成时间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