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新成果与新认识》研读散记
许宏约 8 分钟作为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持续了20余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下简称工程）的每一项进展，都备受关注。继工程第一至第四阶段负责人的综述性论文（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2023年12月国家文物局召开的工程最新成果发布会（《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国家文物局官网，2023年12月9日）之后，工程项目执行专家组最近又刊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新成果与新认识》（以下简称《新认识》）一文，令人瞩目。
探源工程项目第五阶段研究的起讫时间是2020—2024年，至2025年通过绩效评价验收。故此文可以看作是工程第五阶段研究的总结之作。作为曾参与该工程研究的学者，愿意分享研读中的若干心得。先做一个传播学上的观察。此文最早被广泛传播的，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微信公号文，时间是2026年6月25日19时许。文末注明来源于“中国文物报”微信公众号。出于职业习惯，一定要查到原始出处。上网一搜，却只有中国考古网上转发的这篇，感觉奇怪，于是到“中国文物报”微信公众号上看看。原来这么重要的一篇文章，没有单独刊发，而是藏在了仅贴出该报电子版的“阅报｜《中国文物报》6月25日”中，且不到5000字的文章被从第5版“下转”到了第6版。按惯例，该是通栏重磅文章啊。“中国考古网”则正式单独转发，并配以原文没有的插图。次日的6月26日下午17时许，“中国文物报”微信公众号才单独刊发了此文。彼时，“中国考古网”上《新认识》一文的阅读量已逾2.6万次，转发超过3000次。
不得不说，在当下的时代，融媒体，很重要。
图：《中国文物报》上首发的《新认识》一文
文中说“‘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自2001年预研究启动”，实际是“2001年底，科技部决定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2年春，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探源工程’)启动了为期两年的预备性研究”（王巍、赵辉2022）。2023年国家文物局领导在成果发布会上的提法也是“2002年开始启动的预备性研究”（国家文物局 2023）。
依2023年国家文物局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发布会的介绍，古国时代第一、二阶段的分界在距今5200年前后。《新认识》一文则微调为距今5300年。按说对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年代推测，只能是约数，百年的游移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细捋起来，感觉还有些嚼头。
其实，相比于距今5200年，第五阶段研究给出的5300年这个数据更为公众所熟知。因为它是良渚文化的起始年代，而古国时代第二阶段的典型代表恰是良渚古城及其所代表的良渚文化。在2023年的成果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领导和工程的相关专家都没有解释古国时代第二阶段的起始年代何以延后100年，定为约距今5200年。
我们注意到，关于古国时代第一、二阶段的分界，工程第一至第四阶段负责人的表述是：“约自距今5000年前后，历史进入古国时代的第二个阶段。……一些地方社会率先发展出了国家这种政体，步入文明，其典型代表是分布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而“良渚都城遗址建于距今约5000年前”（王巍、赵辉 2022）。显然，这里强调的是“国家这种政体”的出现和”步入文明”的时间点。
其实，《新认识》一文中也有类似的提法：“良渚文化早中期之交，良渚早期国家正式形成。”饶是如此，第五阶段的研究仍将尚未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的良渚文化早期和其他类似遗存，纳入了古国时代第二阶段，将该阶段的起始时间提前至距今5200年或5300年。
如前所述，依2023年国家文物局成果发布会的提法，工程将该阶段的上限即良渚文化的上限，从距今5300年减至距今5200年，其实，曾为工程第五阶段负责人之一的张弛教授在其独著论文中，甚至将良渚文化的上限下压到距今4900年前后（张弛：《原生新石器社会走了多远——论中国史前复杂社会的三次区域性兴衰》表一，《文物》2023年第6期）。这或许更接近史实。众所周知，在良渚遗址群中，与都邑相应的大型水坝系统和贵族墓地的出现，已约当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中期。图：张弛教授文中附表
研读中，注意到《新认识》文中的一处表述：“古国时代第三阶段：距今4300年至3800年，这一阶段在考古学文化方面可对应各地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以及石峁、宝墩、肖家屋脊、钱山漾文化等。”
第一感觉是一直被工程作为古国时代第三阶段典型代表而相提并论的陶寺、石峁遗址，缘何一个属于“龙山时代”，另一个却跻身“以及……”的行列？工程此文似乎不认为陕北的石峁、成都平原的宝墩、长江中游的肖家屋脊、长江下游的钱山漾文化等属于“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
依“龙山时代”概念的提出者严文明先生的意见，除了“和龙山文化同一时代并同龙山文化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联系的一些考古学文化”，“在辽东半岛、河北北部、山西、内蒙古河套地区、陕西北部、湖南北部和江西北部等地还有许多同一时代的遗存”。“我还是主张应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并且建议称之为龙山时代”（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
此后，这一概念被广泛认可并应用，除了依新的发现做适当的微调外，尚无学者对其适用范畴做实质性的订正（张弛：《龙山化、龙山时期与龙山时代——重读<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南方文物》2021年第1期））。赵春青研究员近年对“龙山时代”做了进一步的阐发，认为“环绕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可称为主体区，包括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东北地区的小珠山上层文化、河曲地带的石峁文化、黄河上游的半山—马厂—齐家文化、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赵春青：《龙山时代的文化面貌》，《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6月26日）。
需说明的是，在上引文中，严先生将“龙山时代”大致框定在约公元前2600—前2000年（严文明 1981）。此后，他接受了更多学者的意见，也主张将庙底沟二期文化及各区域与其大体同时的诸考古学文化“划归龙山时代的早期”，这样，龙山时代的上限就可上溯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严文明：《龙山时代考古新发现的思考》，《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赵春青文用的就是严先生关于“龙山时代”时段的更新框定，故包含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等。而肖家屋脊文化、钱山漾文化后来分别被从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中析出，自然属于龙山时代晚期文化。
图：工程《成果集萃》（2016）中的相关附图
工程第一阶段框定的研究内容是“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即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在筹备阶段，曾有将第二阶段研究的时间范围扩展到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即从仰韶时代晚期到西周初年的动议（朱乃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前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26年）。但最终实施的过程中，研究时段仍限定在公元前3500年—前1500年之间，纵贯工程的第二至第五阶段。
工程第四阶段研究，提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国新办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国家文物局官网，2018年5月28日）。
工程第五阶段研究，则正式提出了“可将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时代”，“距今3800年以后，进入王朝时代。以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最下限是三星堆遗址的8座祭祀坑，其“埋藏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即距今约3100—3000年）”（国家文物局2023）。《新认识》一文首次给出了王朝时代的下限：“古国时代之后是王朝时代，大体从距今3800年至2200年，在考古学上可对应二里头文化至秦统一之前的时期，这阶段是王朝背景下的文明一体化发展阶段”。这一界定突破了多年来工程的既定研究范畴。
众所周知，工程给出的“王朝时代”概念，应仅对应于此前万邦林立的“古国时代”，指代从二里头到西周王朝的“广域王权国家”是合适的。按说从秦王朝到清王朝的时段多属王朝时代，但显然此王朝时代非彼王朝时代。现在工程将特定的“王朝时代”下延到与秦王朝相接，就有稍作讨论的余地了。
按西周王朝之后是东周时期。东周又可以划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和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两大阶段。春秋时期的周天子仅具有名义上的共主地位；而到了战国时期，诸侯称王各自立国，兼并战争愈甚，周王室已被彻底边缘化。甚至有学者认为，春秋战国已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王朝时代”，它属于分裂状态的过渡时期，或走向统一的分立集权国家阶段。
注意在战国时期还有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公元前256年，秦灭“西周国”，东周王朝的法统正式终结。那么，至少从公元前256年到前221年秦王朝建立这段时间，已无任何“王朝”主体存在。
鉴于此，这里对王朝时代下限的给定，似已从工程一直坚持的考古本位转为历史文献本位的王朝话语系统了。感谢您的转发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