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二里头遗址再次入选十大考古发现
许宏约 18 分钟继200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含井字形大道、最早的宫城和绿松石龙形器等）之后，时隔近二十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项目再次跻身“十大”，实现了从中心开花到四围拓展的突破。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是二里头考古六十年来田野工作与学术探索的一个缩影，在这个节点上贴出来，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多了解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迄今已逾60年。对这一处于中国文明形成期的重要遗址的探索历程，既是中国考古学科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它的一个缩影。由于中国是全球范围内罕有的一处自现代考古学诞生伊始就以本国学者为主，建构起当地考古学分期架构和文化谱系的地区，因而这决定了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寻根问祖”密切相关。而丰富的古代文献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证经补史”的传统，使得从考古学上寻找夏、商古族和夏、商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其本来面目，成为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界孜孜以求的一项重要学术目标。[1]其中，二里头遗址所处的时代，恰值介于史前时代到历史（信史）时代之间的“原史时代”，如何处理解读这一文献匮乏的历史阶段的田野考古材料，在中国上古史和考古学研究领域异议颇多。从田野到阐释的研究过程与学者的心路历程，随社会风潮和学科发展而嬗变，构成了中国考古学科在阐释话语体系探索上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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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9年发现并进行首次发掘到世纪之交的前40年，除少数年份之外，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持续不断，主要收获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积累了大量的遗物资料，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陶器，以及铜器、玉器、漆器、绿松石器等高等级遗物；二是揭露了1、2号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发掘铸铜作坊遗址、中小型房址、与祭祀、制骨、制陶有关的遗存与墓葬等，确认和新发现了各时段的多处夯土建筑遗存。[4]
图：二里头遗址1号、2号宫殿基址平面图
基于上述工作，发掘者建立起了以陶器为中心的可靠的文化分期框架，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演变序列得到普遍认同。这是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研究的基础工作。至于二里头遗址1、2号宫殿建筑基址、铸铜作坊、高等级墓葬等重要遗存的发掘及重要遗物的出土，则无疑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作为迄今可确认的早期大型都邑遗存及以其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形成研究中重要的学术地位。
在这一过程中，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形成及发展研究中的重要性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为学界所关注。[7]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这一学术热潮之下，它们已然成为研究中无法绕开的关键点。
纵观20世纪初叶至今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国家起源和早期文明史的探索历程，不难发现其所依赖的主要方法之一，是由已知的文明实体往上推，从其成熟的国家社会所表现出的明显特征中，探究早期国家的某些本质的萌芽及其发生发展过程。由于丰富的文献材料及由此产生的史学传统，这一探索理所当然地以对具体王朝的确认为中心和出发点。[8]而长期以来，夏王朝被视为中国历史上首先进入文明时代的第一个王朝国家，因此探讨中国国家、文明起源及形成问题自然就不可避免地与二里头文化古史性质相挂钩。
作为同期田野资料公布的集大成者，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工作前20年的发掘报告[9]也颇具时代特色：其一，在资料公布的模式上，以文化分期为纲整合遗址各区域的资料，分别介绍了二里头遗址的主体文化遗存，尤以作为文化分期重要依据的陶器资料最为丰富。其二，报告的主体是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收获，少量多学科测试鉴定分析结果作为附录置于报告最后。其三，编著者在报告的结语中，以较长篇幅发表了对二里头文化的源流、分期、类型、性质等问题的看法，尤其对于后者，编著者明确指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其中新砦期及二里头遗址一至三期属夏代，四期已经进入商代，为商灭夏后继续保留的夏人文化”。由此不难发现，《偃师二里头》发掘报告的编写深受当时的主流学术范式——文化史研究——的影响，同时也与发掘者个人所持学术观点有极大的关联性，是当时盛行的研究性报告的一个缩影。
要之，相对于考古学层面的基础研究（诸如二里头都邑的布局演变、人地关系、生业经济等），这一时期运用有限的考古材料对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进行整合研究更受学界关注。这是一种时代现象，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学术界的总体学术取向和研究思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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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一阶段的田野与研究工作的重心一直侧重于文化史领域，导致我们对二里头遗址的总体结构、布局及兴衰过程还缺乏比较清晰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廓清。例如自1959年二里头遗址的调查资料首次公布以来，有关遗址规模与面积的说法不一，由1.5平方千米至9平方千米不等，[11]对遗址范围、现存状况及其成因也不甚清楚。自1960年以来，在遗址上虽也开展了大量的钻探工作，但基本上集中在中心区，[12]尚未实施对遗址总体存在状况的探索。从简报和正式报告所发表的遗址平面图来看，20世纪70年代所掌握的遗址范围和工作区的划定，还没有涵盖目前所知的遗址西部。田野考古工作一直限于遗址东、中部的9个工作区以内，仍认为宫殿区所在的第V区位于遗址的中心地带。[13]此后12个工作区的划定，也仅显现于示意图上[14]。中心区已发现的1号、2号建筑基址、铸铜作坊等重要遗存的相互关系，二里头文化早期遗迹的内涵与布局等，都有待探究。
图：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
在这一学术理念指导下，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取得重要收获，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首次对遗址边缘地区及其外围进行了系统钻探，结合地形、地貌的考察，第一次确认了遗址的现存范围、遗址边缘区的现状及其成因；确认了二里头都邑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的功能分区。其二，在中心区发现了成组的早期多进院落宫室建筑、井字形道路网络、车辙、晚期宫城及两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大型围垣作坊区和绿松石器作坊等重要遗迹，同时还出土了一批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等高等级遗物。[16]
图：《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书影
进而，围绕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形态、技术经济、生计贸易、人地关系、社会结构乃至宏观文明进程等方面的探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就二里头遗址而言，钻探与勘察结果表明它略呈西北—东南向，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其中被二里头等行政村现代建筑压占的面积近100万平方米。遗址的北部及东北部边缘以外系洛河改道后泛滥的冲刷区，遗址在这一带被破坏严重，原始边缘已无法廓清，现存东、西、南缘大体接近原始边缘。整个遗址可以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两大部分，前者位于东南部至中部一带，由宫殿区、铸铜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后者位于西部和北部区域，常见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址及随葬陶器为主的小型墓葬。遗址先秦时期的遗存可以分为6个大的阶段，二里头文化一期时该遗址很可能已成为区域性的中心聚落，二、三期时为都邑的繁荣阶段，四期之时继续使用，至二里冈文化早期晚段时聚落全面衰败。[18]此外，我们对二里头遗址所在区域的聚落形态所反映出的社会结构与演变状况、二里头都邑出现与衰亡所依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乃至中原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都有了初步把握，这进一步强化了它在中国早期国家与文明研究的重要地位。[19]
曾于上一阶段为学界所广泛关注的二里头文化古史性质、二里头文化与国家、文明关系这两项议题，在这一阶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前者而言，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二里头主体或全为夏都说”逐渐成为学界共识，对其讨论则渐呈沉寂之势。至于相关不同意见的提出，[20]多基于新的考古、年代学材料与研究成果，因而颇具理论与方法论上的意义。从后者来看，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中的关键一环，其在中国国家、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不仅愈加凸显，而且在研究内容上，学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它们所反映出的国家、文明社会出现与发展的背景、动力、模式与机制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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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二里头考古则是中国考古学长足发展的一个缩影。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关于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也方兴未艾。作为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和考古学文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成为相关学术讨论的焦点，由此引发的理论方法论探讨，相信有裨于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健康发展。作为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遗址，二里头将在新时期面向世界的社会考古洪流中，彰显新的辉煌。
二里头考古六十年，也是其从考古圈的象牙塔走向整个学界乃至公众的六十年。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又见证了中国学术与社会的长足发展。它从考古人的手铲之下，走进考古报告、走进学术论著，又由此起步，走进教科书、走进科普读物、走进网络，成为公众历史认知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二里头遗址考古公园、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开放，二里头也成为考古人回馈社会、回馈公众的一个重要平台。大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探索大遗址保护与民生发展双赢的新途径，也是新时代考古人的重要使命。任重道远，我们意识到了肩上担子的分量，也对后继有人的二里头田野考古与多学科研究乃至公众考古的未来充满信心。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二里头考古将谱写出新的篇章，为学界提供更丰富的研究素材、思路与镜鉴，为公众提供更富历史文化魅力的精神食粮。
参考文献：
[1]许宏：《从证经补史到独步史前：考古学对“中国”诞生史的探索》，《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
[2]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杜金鹏、许宏主编：《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132页。
[5]许宏：《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考古》2004年第11期。
[6]张立东、任飞编：《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
[7]佟柱臣：《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文物》1975年第6期；李民、文兵：《从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看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年第4期。
[8]许宏：《中国考古学界国家起源探索的心路历程与相关思考》，《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10]许宏：《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考古》2004年第11期。
[11]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郑光：《二里头陶器文化略论》，《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探》，《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63页。
[12]赵海涛、陈国梁、许宏：《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大遗址保护调研报告（一）》，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陶器集粹》封面二“二里头遗址位置及平面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赵海涛、许宏、陈国梁：《二里头遗址宫殿区2010—2011年度勘探与发掘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11年1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墙垣和道路2012—2013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殿区1号巨型坑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5年第12期。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澳美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18]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第11期。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澳美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20]张雪莲、仇士华：《关于夏商周碳十四年代框架》，《华夏考古》2001年第3期；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碳十四年代分析》，《中原文物》2005年第1期；仇士华、蔡莲珍、张雪莲：《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问题》，《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程一凡：《亳与偃师二遗址的关系》，《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姜寅虎：《对二里头遗址最新测年报告的学术思考》，《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殷玮璋：《夏文化探索中的方法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后的反思（二）》，《河北学刊》2006年第4期；李锋：《郑州大师姑城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朱乃诚：《时代巅峰冰山一角——夏时期玉器一瞥》，《玉魂国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殷玮璋、曹淑琴：《在反思中前行——为“夏商都邑暨偃师商城发现30年学术研讨会”而作》，《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许宏：《关于二里头为早商都邑的假说》，《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毕经纬：《“中期质变”视野下的夏代考古学文化》，《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22]许宏：《中国考古学长足发展的缩影——写在〈二里头考古六十年〉出版之际》，《中国文物报》2019年10月11日。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许宏、袁靖主编：《二里头考古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作者：许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载于《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