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葛与症结：三星堆文化上限问题的学史观察

参考文献：

[1]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2] 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物出版社，1986年。

[3] 王毅、张擎：《三星堆文化研究》，《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4] 四川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5] 陈显丹：《略谈广汉文化有关问题——兼论广汉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史前研究》1987年第4期。陈显丹：《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四川文物》1988年第4期。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6] 林向：《三星堆遗址与殷商的西土——兼释殷墟卜辞中的“蜀”的地理位置》，《四川文物》1989年增刊《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

[7]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8] 高大伦、郭明：《三星堆遗址古文明的长度宽度和高度》，《四川文物》2016年第6期。

[9] 四川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10] 陈德安、陈显丹：《上古巴蜀文明的重大发现——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文史杂志》1987年第1期。

[11]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12] 林向：《蜀酒探原——巴蜀的“萨满式文化”研究之一》，《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

[13] 林向：《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第224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14] 林向：《三星堆遗址与殷商的西土——兼释殷墟卜辞中的“蜀”的地理位置》，《四川文物》1989年增刊《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

[15] 王家祐、李复华：《关于三星堆文化的两个问题》，《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该文述及“据发掘者陈德安同志见告：经他进一步研究分析后，把《简报》上的分期断代略加修改，即把整个文化层分为四期，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属于龙山文化晚期，距今5000—4200年……”。

[16] 赵殿增：《近年巴蜀文化考古综述》，《四川文物》1989年增刊《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

[17]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18] 林向：《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手册·考古学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

[19] 宋治民：《早期蜀文化分期的再探讨》，《考古》1990年第5期。

[20] 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第58-6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21] 陈德安：《三星堆遗址》，《四川文物》1991年第1期。

[2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四川省广汉市文管所、什邡县文管所：《四川广汉、什邡商周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23] 宋治民：《论三星堆遗址及相关问题》，《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24] 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25] 李伯谦：《对三星堆文化若干问题的认识》，《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

[26] 李维明：《试析三星堆遗址》，《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

[27] 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1995年第1期。

[28] 邓淑苹：《万邦玉帛——夏王朝的文化底蕴》，《夏商都邑与文化》（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2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30] 施劲松：《论“三星堆—金沙文化”》，《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5期。

[31]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联合大学考古教研室、新津县文管所：《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年第1期。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温江县文管所：《四川省温江县鱼凫村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8年第12期。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郫县博物馆：《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9年第1期。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都江堰市文物局：《四川都江堰市芒城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9年第7期。

[32] 江章华、颜劲松、李明斌：《成都平原的早期古城址群——宝墩文化初论》，《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4期。

[33] 林向：《蜀与夏——从考古新发现看蜀与夏的关系》，《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

[34] 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

[35] 陈显丹、刘家胜：《论三星堆文化与宝墩文化之关系》，《四川文物》2002年第4期。

[36] 万娇、雷雨：《桂圆桥遗址与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发展脉络》，《文物》2013年第9期。冉宏林、雷雨：《浅析成都平原先秦时期城址特征的变迁》，《四川文物》2014年第3期。

[37] 赵殿增、陈德安：《一个充满活力的学科生长点——苏秉琦先生指导下的三星堆考古》，《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38] 高大伦：《成都平原古文明的活力之源》，《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 中国广汉）》，科学出版社，2015年。

[39] 陈德安：《三星堆古城再认识》，《三星堆研究·第五辑》，巴蜀书社，2019年。

[40] 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41] 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等：《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第8期。仇士华：《14C测年与中国考古年代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42] 陈德安、杨剑：《三星堆遗址商代城址的调查与认识》，《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 中国广汉）》，科学出版社，2015年。

[43] 万娇、雷雨：《桂圆桥遗址与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发展脉络》，《文物》2013年第9期。高大伦、郭明：《三星堆遗址古文明的长度宽度和高度》，《四川文物》2016年第6期。

[44] 仇士华：《14C测年与中国考古年代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45]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46] 高大伦、郭明：《三星堆遗址古文明的长度宽度和高度》，《四川文物》2016年第6期。

[4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的发掘》，《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