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大陆早期用铜史上的“多种合金尝试期”
许宏约 20 分钟二
至公元前2100年前后，东亚大陆各地的用铜遗存始有较普遍的发现。除了上一阶段已有的黄铜、红铜、锡青铜外，还出现了铅青铜、锡铅青铜和砷青铜。在制造方法上，则锻造和范铸并存；虽已发现了零星的较复杂的复合范铜铸件，但尚无成功制造出铜容器的证据。在龙山时代的尾末阶段，中原腹地的嵩山周围兴起了新砦类遗存和二里头文化第一期遗存（约当公元前1900-前1700年），可以作为多种合金尝试期的下限。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年代学测年的精度在提高。我们可以把这数百年时间再细分为两个小的时段，从中可窥知用铜活动在东亚大陆的扩展过程。
（一）“多种合金尝试期”早段
进入公元前2100-前1900年这一时段，各地的用铜遗存才开始有较多的发现，涉及的考古学文化有西北与华北高地区的马厂文化（晚期）、石峁文化（早期）、陶寺文化（中晚期），和华中与华东低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晚期）、造律台文化（中晚期）、肖家屋脊文化（或后石家河文化）等。但在一般聚落中发现的成形器物，仍只有器形简单的刀、锥等小型工具，与前段相比并无明显的进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原地区某些中心聚落异军突起，开始铸造工艺较复杂的铜铃和容器等空腔器。
图一“多元合金尝试期”早段用铜遗存的分布
1.西北与华北高地区
这一区域存在用铜遗存的遗址海拔高度多在1500-500米之间，是较早集中出现用铜遗存的地区。
河西走廊上的甘肃酒泉照壁滩（图1-1）、高苜蓿地（图1-2）分别发现了红铜锥（锻造）和红铜块（铸造）[3]。张掖西城驿遗址（图1-3），则发现了属于此期的炉渣（炼铜渣）[4]。陇东地区永登蒋家坪（图1-4）出土的残青铜刀，应系双合范铸造而成[5]。出土这类用铜遗存的马厂文化的年代，曾被认为约当公元前2300-前2000年[6]，依目前最新的认识是上述遗存均属马厂文化晚期，约当公元前2100-前2000年[7]，这与前述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青铜刀之间，存在着600余年的时间差。
应指出的是，西北和北方地区既往的测年数据，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遗存的系列测年数据不具有可比性。中原地区“与传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编年框架相比较，新的认识普遍晚了约200至300年”[8]。就西北和北方地区早年的测年结论而言，这是一个可资比较的参考数值。
与上述甘青地区的发现大体同时，在陕北地区神木石峁遗址（图1-5）的早期遗存中发现了铜锥，时代约当公元前2100年前后[9]。遗址上采集的铜片和铜锥，传出石峁遗址的铜齿轮形器，以及榆林火石梁遗址（图1-6）发现的残铜刀[10]等，或属此期遗存。
在可以确认的公元前1900年之前的用铜遗存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图1-7）陶寺文化中晚期的发现。可能为盆的一件容器残片系用砷铜铸造而成，时代属陶寺文化中期[11]。在稍晚的陶寺文化晚期的一座小墓中，发现一件红铜铃，亦属复合范铸造技术的产物[12]。但此铃较为粗糙且多孔，证明红铜确实因流动性差，易吸收气体，这可能是迄今罕见红铜容器的原因之一[13]。陶寺遗址陶寺文化晚期遗存中还发现有砷铜齿轮形器、红铜环和蛙形饰[14]，前二者与上述陕北地区传出神木石峁遗址的铜齿轮形器和西北地区的铜环类同。另在曲沃东白冢遗址（图1-8）采集到坩埚片，或属陶寺文化[15]。
陶寺遗址出土的铜盆（？）和铜铃，开启了东亚大陆利用陶质复合范铸造空腔器物和容器的文化传统之先河。该遗址位于广义中原地区的西北部，邻近西北、北方地区的区位特征值得重视。或有学者直接将其划归“高地龙山社会”[16]，是有道理的。值得注意的是，陶寺遗址出土的铜器都不是大墓中的随葬品，都与后来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王朝的青铜礼器没有承继关系，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物。在陶寺遗址没有发现铸铜作坊，这些铜器的功用和生产地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2.华中与华东低地区
这一区域存在用铜遗存的遗址多分布在海拔20-250米之间，大致可确认早至公元前1900年以前的用铜遗存仅有数例。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图1-9）龙山文化第四期遗存中，出土了一件青铜容器（可能为鬶）的腹部或袋状足的残片，其年代与陶寺文化晚期大体同时[17]。这是东亚大陆现知最早的用复合范铸造法（块范法）制作的青铜容器。
此外，在郑州牛砦（图1-10）、汝州煤山（图1-11）、新密古城寨（图1-12）等遗址还出土了熔炉残块、残片和可能为熔炉的陶缸残片。上述遗存均属王湾三期文化晚期。郑州董砦遗址（图1-13）出土属王湾三期文化的铜片一，或属此期[18]。
偏东的豫东地区分布着造律台文化，在河南杞县鹿台岗（图1-14）、鹿邑栾台遗址（图1-15）相当于造律台文化中晚期的遗存中分别发现了可能是刀的铜器残件和铜块；在淮阳平粮台遗址（图1-16）则发现了铜渣[19]。上述铜器和铜渣等在遗址内都单独存在，至今尚未发现清楚的制造场所遗迹。
从上述用铜遗存较普遍地存在于普通聚落，而铜器又基本为日常用品的情况看，最初的冶铜和锻铸铜器的尝试应是“群众性”的。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东亚大陆上几乎所有重要的聚落，都着手进行铜器铸造的实验，这些实验，大多数都失败了，即使有成功的，也未对整个社会造成太大的影响”[20]。
值得注意的是，最先出现使用复杂的陶质块范法铸造空腔铜器的山西襄汾陶寺和河南登封王城岗，都是中原文化区（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地跨上述高地区和低地区两大地理板块）的中心城邑，前者地处东亚大陆西北高地区的东南缘，后者地处东南低地区的西北缘，与西北高地区接壤。从地理位置上看，它们都是面向内陆地区的。
（二）“多种合金尝试期”晚段
这一阶段约当公元前1900-前1700年。地处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山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上限，既往认为可早到龙山时代晚期，但依最新研究，其早期遗存应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相当；而辽东半岛上的双砣子一期文化出土的所谓青铜戈应系晚期遗物。可知东北地区南部在此阶段并无用铜遗存发现[21]。
1.西北与华北高地区
2.华中与华东低地区
三
附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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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载于《张长寿、陈公柔先生纪念文集》，中西书局，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