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墟寻城丨城市视角下的中原早期文明
许宏约 12 分钟城市是文明社会所特有的聚落形态，它从一出现就是作为刚刚诞生的初期国家的权力中心而存在的。中国古代城市的主流就是政治城市。城市的政治、军事职能一直占主导地位，经济职能则不断增强，这是贯穿中国早期城市发展过程的一条主线。因此，城市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也就主要地取决于国家形态的变化。
秦汉帝国建立前的城市，从史前至三代，处于中国古代城市的初始阶段，在时间上跨3000余年之久。这一阶段的国家形态和城市演进过程，大体上分为三个相互承继但又各具特色的发展时期。一幕幕城市发展的历史剧主要是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大舞台上上演的。
万邦林立 城市肇始
考古学材料表明，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约公元前3500-前1800年间），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一个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时期。许多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集中出现，聚落形态发生根本的变化。如大型中心聚落及以其为中心形成的一个个大遗址群，城墙与壕沟、大型夯土台基和殿堂建筑、大型祭坛、大墓等耗工费时的工程，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质量上所反映出的巨大差别等，都十分令人瞩目。这些重大发现在不断修正着人们的认识，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公布，中国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现了城邑或城市，它们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的观点已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
在广袤的黄河、长江流域，这些变化尽管在时间上略有先后，但基本上是各自独立发生的。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被称为“中国”的庞大的核心文化和社会共同体还没有问世，“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有的则借用欧美学界的话语系统，将其称之为“酋邦时代”。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础。我们或可把中原王朝崛起前的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称为“前王朝时代”。
那个时代最显著的人文景观，应当就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城圈了。从城垣建筑技术的角度看，黄河、长江流域星罗棋布的城址可以分为三大群。一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夯土城垣为主，有的辅之以护城壕可称“土城”；二是长江流域，其特点是以宽壕为主，垣壕并重，城垣堆筑而成可称“水城”；三是以黄河河套地区为主的北方地区，为石砌城垣，一般依山而建可称“石城”。
图：新密古城寨龙山时代城址卫星图
总体上看，各地区的城垣建造都是因地制宜，是适应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如长江中下游多水乡泽国，宽大的壕沟和城垣显然具有行洪防涝的作用。而北方地区的石砌城址，则利用丘陵地带近山多石的条件，垒石成垣。矗立在黄河两岸的版筑夯土城垣，显然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们适应黄土和黄河的产物，是这一地区在走向文明的时代处理人地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杰作。直立性和吸湿性强的黄土，使得版筑（在夹板中填入泥土夯实的建筑方法）成为可能。高大的夯土城墙和筑于高台上的宫室建筑，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纪念碑式的文明表征。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土木工程方法，在现在的黄河流域农村仍广泛使用着。
约公元前2800至前2300年之间的数百年，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进入了一个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的时期。中原地区最早的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大体上就出现于此时。随后，中原地区进入龙山时代后期，纷争进一步加剧。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由于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在文化演进上与黄河中游相比稍平稳，文化延续性较强，甚至发达程度较显著，但两个区域的发展大体处于同步的状态。
黄河中下游的仰韶-龙山时代的夯土城址目前已发现30余处，面积一般在数万至数十余万平方米之间，最大的山西襄汾陶寺城址，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由于破坏严重或未做进一步的发掘，这些城址的布局和内涵大都不甚清楚。但仅就现有的材料，已可知这些城址大多有较为规整的城垣（壕）布局，在一些城址中发现有公共排水设施、夯土台基、集中分布的陶窑、铜器残片、铜炼渣和陶文等，有的还发现了随葬多量玉石器、漆木器和彩绘陶器等礼仪用器的大中型墓葬，一些城址内部已可看出初步的功能分区。这些考古学现象不见或极少见于同时期的一般聚落，可见这些城址已显现出不同于一般村落的内涵。同时，城壕、夯土建筑台基等大型工程的营建本身就充分显示了人力物力的集中、行政管理与组织之复杂程度。从聚落遗存的分布上看，在每一座城址周围，一般都有若干同期遗址与其共同构成一个规模不等的遗址群。
王朝时代 都邑独大
城市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浓缩的精华，是当时文明高度的集中体现。如果说公元前第三千纪（公元前3000-前2000年）是东亚大两河流域各区域比翼并肩的城市化初起阶段，那么进入公元前第二千纪（公元前2000-前1000年）,这一均势即被打破，地处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异军突起。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中原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呈现出加速度，王朝都城及以其为中心的区域形成了最早的“中国”。其文明因素向四外的强势辐射，奠定了后世“中国”的基础。
对于这一中国历史巨变的节点，其细节尚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曾经光灿一时的各区域文化先后走向衰落，已跻身初期城市行列或向城市迈进的诸多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00-前1500年）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
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其现存面积约3平方公里。这里发现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容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礼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迄今可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此后，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政治理念下，商周青铜文明不断兴盛，伴随而来的是都邑的庞大化与高度复杂化。商代前期都城郑州商城的总面积一跃而至25平方公里左右，其中被巨大的城垣和壕沟包围起来的外城面积达10余平方公里，手工业作坊、青铜器窖藏、居民点与墓地散布其间。3平方公里的内城中则集中分布着大量夯土建筑基址和可能属宫城城墙的遗迹。到了商代后期，安阳殷墟遗址群的面积更达到了36平方公里之巨。跨都邑蜿蜒东行的洹河南岸，一处处聚族而居的“族邑”簇拥着宫室宗庙区，洹河北岸则分布着巨大的王陵区。
西周王朝采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的策略，通过分封建立起了大量臣属于周王朝的诸侯国。这种建立在血缘政治上的大分封，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城市建设高潮的到来。注重亲疏远近的宗法制度，又造就了更严格的诸国及其属邑在都邑营建上的等级差别。这样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企图恢复周礼的孔子，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堕三都”，拆除贵族小城逾制僭越的部分。遗憾的是，我们对这次城市建设高潮的了解，更多的还限于文献记载，而缺少考古学的印证。
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西周初年青铜重器“何尊”的铭文，讲到周武王在灭商之后就有营建东都的重大决策，意欲建都于“中国”即天下的中心，由这里统治人民。从陕西长安丰镐遗址、岐山一带的周原、河南洛阳洛邑遗址以及各地的诸侯国都城看，西周王朝的都邑建设持续发展，礼乐文明达于极盛。
上述都邑最核心的内涵，是显现王权的宫殿宗庙遗存和都邑的总体规划性，这决定了这些都邑都属于政治性城市。它们有的有城墙，有的则没有城墙环绕，其内的布局还比较松散，显现出一定的原始性。
社会剧变 都市繁盛
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城市大量兴起，形成第二个城市建设高潮，城市的功能与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西周初年的第一个城市建设高潮是“封邦建国”的血缘政治的产物，那么新一轮的城市建设高潮则是中国古代社会由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演进的直接结果。城市发展上的巨大变革主要表现在城郭布局的形成和大规模筑城运动的展开两个方面。
城郭布局的出现，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如前所述，夏商西周三代城市的主流，是以宫庙为核心的政治性都邑，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城市则基本上是由主要担负政治职能的“城”和主要担负经济职能的“郭”两大部分组合而成的。
这一时期的城址目前已发现数百处，已公布材料或见于报道的即达600余处，而以战国时期的城址为多。
迄今为止，东周列国的都城遗址大都被发现。如三晋两周地区的河南洛阳东周王城、新郑郑韩故城，山西侯马晋都新田、夏县魏都安邑，燕赵地区的河北邯郸赵国故城、易县燕下都和平山中山灵寿城，齐鲁地区的山东临淄齐国故城、曲阜鲁国故城，关中地区的陕西凤翔雍城、临潼栎阳和咸阳等数处秦国都城，黄河流域以南的湖北荆州纪南城、安徽寿县寿春城等数处楚国都城，等等。这类城址在已知的同时期城址中所占比例最小，但却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一类。这些城址一般规模巨大，多在10至30平方公里之间，绝大部分城址有城、郭之分。
春秋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及周边区域的这些大小城址，大多呈长方形或方形，相对较为规整，有较明确的方位意识。这些特点，充分显现了这一区域城垣和宫室建筑的“黄土的性格”和权力的威仪。首先，它们的选址一般是在沿河的高地或平原地带，没有南方那样密集的水网，受地形地势的限制和束缚较少，可以使规划设计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其次，笔直的城垣和方正的城郭，也与夯土版筑的建筑技术有密切的关联。城垣和宫室建筑上较明确的方位意识，虽与北半球面南采光的环境适应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应是“建中立极”、“君人南面”的王权礼制的具体体现。
城市经济职能大幅度增强，是这一时期城市转型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城市中各种手工业作坊日益增多，市场在不断扩展。扩大了的城市中，不仅产生了新的功能分区，城区的用地比例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就是位于郭内的闾里及工商业迅速增长，特别是“市”已发展为城市各阶层居民进行公共交换甚至社会活动的场所，成为城区内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工商业的发达导致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史记·苏秦列传》曾对当时的齐都临淄的城市生活作了形象的描述:“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一派升平景象。可以说，把“城”与“市”凝为一体的城市是在此期开始出现的。
从早期城市看《考工记》
成书于东周时代的《周礼·考工记》，曾记述了一套营建国都的规制：“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一般认为，这是以周代当时的都城布局为蓝本的。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表明，这样一套理想化的制度，与考古发现及较为可靠的文献记载所见先秦时期都城的实际格局并不符合。
图：后人据《考工记》所绘王城图
首先，考古发现的周代城址并没有如此规整的回字形内城外郭的方正布局，而大多是总体设计与因地制宜的有机结合。正如《管子》一书所言：“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在筑城规制上显现出更多的务实思想。
其次，《周礼·考工记》所述“左祖右社”的营国制度并不见于考古发现所见的先秦城市。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可知春秋以前都城中宫殿和宗庙布局的主流是宫庙一体，以祭祀祖先的宗庙为主，而经战国时期以迄秦汉，则变成了宫、庙分离，以当时的君王所处宫殿为主。以宫殿为主的宫庙格局的形成，是君主集权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宫殿、宗庙地位的这种变化昭示着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变革。
有了这一基本认识，就可知《考工记》中“左祖右社”的营国制度，其中的宗庙（“祖”）已退居次要地位，显然属于晚近的汉代的制度。据研究，《考工记》“匠人营国”部分的其他内容也与汉代长安城的规划大致相合。《考工记》虽为战国初期齐国的官书，但经秦灭六国的兵燹及焚书之劫，曾一度散佚。至西汉复出，汉武帝时被补进《周礼》。已有学者指出其经汉人改篡，不排除汉代儒生从长安城的实际情况出发，增改了《考工记》“匠人营国”部分。因此，《考工记》所记载的“营国制度”，虽然对后世的中国古代都城建设产生过一定影响，但与先秦城市发展的关联性，却是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究的。
（原载《早期中国研究》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3年，现收入：许宏《踏墟寻城》，商务印书馆，2021年5月。）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