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之惑丨遗址定名与范围确认之惑
许宏约 14 分钟汉州·太平场·月亮湾
图：葛氏简报中的发掘区示意图（葛维汉 2006）
真武村·横梁子·三星堆
进入1950年代，这一带的考古调查工作断续进行。新建的宝成铁路通过广汉，文物部门为配合此项建设工程，在“广汉中心乡古遗址”做了调查与小规模试掘，推测“此遗址散布地面甚广”（西南博物院筹备处 1954）。1956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田野组的王家祐、江甸潮一行在文物普查中复查“中兴乡真武村”（王家祐等 1958）。说句题外话，考古文学作家岳南在其《天赐王国》一书中将该调查简报作者之一江甸潮，全部误记为“张甸潮”，或许与作者出身胶东，而胶东方言中江与张的发音近同易混淆有关（岳南 2012））。联系到后来的记述，1954年简讯中的“中心乡”或为“中兴乡”之误，而民国时期的真武宫已扩展为真武村。
王家祐二人对月亮湾一带的小环境记述较细：“（真武）村在鸭子河右岸，地形为三级台地，一般又称月亮湾。在最高一级台地上有一道土岗叫横梁子。……横梁子东面约50米处，即是燕姓的院落。……（周围散布的遗物）证明这一遗址，是大量制造玉器和石器的场所。”他们为遗址取名为“横梁子遗址”，又失之过小。除了燕家父子首次发现玉石器的“横梁子遗址”外，该调查简报还介绍了河对岸的“中兴乡三星堆遗址”，如果说林名均1942年文中首次提及“三星堆”是对遗址周围景物的描写的话，那么此次调查简报中对作为遗址的三星堆的介绍则属首次：“很厚的陶片层，明白地显示了这里是古遗址的所在地。”简报介绍道：“三星堆在马牧河右岸，与横梁子隔水相望”，“河右岸，最高一级台地上的一座土岗，即是‘三星泮月堆’，简称‘三星堆’。”显然，简报是将已干涸的马牧河河床两岸这两处地点，区分为两处遗址。
图：清同治年间的《汉州志》对三星伴月堆的记述
从广汉、中兴到三星堆
1961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披露了他们1960年为结合考古学通论课程的实习，对“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进行的再调查（四川大学 1961）。调查简报说，遗址“在广汉城西约10公里的中兴公社真武宫一带，鸭子河与马牧河为左右平行东南流向之二河。……我们所调查的遗址，主要部分即位于此二河之间的台地上，上至东胜寺，下至回龙寺以南，这一长约3000米左右的地带……除此以外，在鸭子河左岸，马牧河右岸之三星堆及其以下的附近地区，也还有一部分文化层发现”。这次调查，开始将以往认为的两处遗址联系在一起。但显然，彼时的三星堆一带，还只是被看作是遗址的边缘部分。
关于四川大学师生此次调查的时间，还有稍做辨析的必要。1961年简报中只交代调查的时间是“今年6月初”，未标明具体年度。按说《文物》月刊1961年第11期（一般是11月份）刊出的该简报，调查工作应该而且完全有可能是1961年当年6月初进行的。四川大学教授张勋燎所撰冯汉骥学术成就概览中提及冯先生于“1954年、1961年和1962年，又前后数次组织广汉三星堆遗址的调查和月亮湾遗址的发掘”（张勋燎 2015），最新编印的《川大考古六十年（1960—2020）》也将此次调查列在了1961年条中（四川大学 2020），都支持1961年说。但宋治民、林向则在文章中述及该次调查的时间是1960年（宋治民 1983、林向 1991）。考虑到宋治民时为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年轻教师，而林向系该专业的研究生，其说应更具权威性。至于1958年说（陈显丹 2001），则查无实据。1958年的投稿被编辑部压到1961年才发表，且原文照发为“今年6月初”，这样的可能性应可排除。我们看当时学术杂志编辑的些许不规范，就留下了如许推想的空间与不确定性，这是应引以为戒的。
图：左：冯汉骥教授（中）在月亮湾发掘现场；右：四川大学考古实习队师生们在发掘现场拍摄
1963年秋，在时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和四川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的冯汉骥教授的协调下，四川省文管会（该会办公室与省博物馆合署办公）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再次在此做试掘（冯汉骥等 1979）。此次发掘的实际负责人、四川大学教授马继贤曾有追记文章，言及“当时发掘结束后，资料曾经童恩正、宋治民和笔者共同整理草成初步报告，但因故未能发表”（马继贤 1993）。“因故”或“出于种种原因”，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常用句型之一，几成一言难尽的代名词，包含了众多你懂的或不懂的复杂原由，即便我们想展开也苦于资料不足，加之本书属学术史性质的著作，对于非学术问题一般不加阐述，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鉴于1963年的发掘报告胎死腹中，1987年刊布的1980—1981年发掘简报，就成了第一篇关于三星堆遗址的正式发掘报告。该简报认为“三星堆古遗址，为广汉县中兴古遗址的一部分。中兴古遗址是一处范围较宽广（据调查，其分布范围不小于四万平方米——宏按：或为四百万平方米之误），文化遗存十分丰富的古遗址”。“隔马牧河与月亮湾相对的三星堆，实属中心（宏按：应为中兴）古遗址的西缘部分。早年调查所采集到的大量遗物，证明它同月亮湾一带的古文化面貌基本一致。两处仅隔马牧河古河道（直线距离约600米）。”（四川省文管会等 1987A）显然，这里延续了1961年调查简报的认识。但该发掘简报又言及“这种同类型的古文化遗址，在四川地区已不是仅发现一两处，而是在……广汉月亮湾……等多处先后发现过”。似乎表明仍将三星堆与月亮湾分列为两处遗址，文中所附《三星堆遗址位置示意图》，也是把三星堆遗址和月亮湾遗址分列的。
葛维汉在1934年的简报中最早使用了“汉州文化”的概念，林名均1942年文中多用“广汉遗物”，随后，郑德坤正式提出了“广汉文化”的概念（郑德坤 1946），都是用以指代在此处发现的先秦时期以玉石为主的遗物组合的。“广汉文化”的概念一直沿用至1986年三星堆遗址两座器物坑的发现。其最晚的出处见于三星堆器物坑的发掘者陈显丹1987年发表的论文（陈显丹 1987）。文中“整个遗址未发现任何金属物”的叙述，表明此文应是在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发现之前写就的。
1984年，四川省文管会考古队等单位又在三星村和真武村两个地点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简讯仍称为“三星—真武遗址”。文中提及“1980年起，对三星堆等遗址进行过三次发掘”（赵殿增 1985），表明此时的“三星堆遗址”指的还是后来所谓三星堆遗址中的三星堆地点。
要之，在三星堆遗址两个器物坑的发现之前，关于三星堆遗址的定名与范围等认识是模糊和不一致的，偏于一致的提法和口径都是在重大发现之后加以整合的。
三星堆，究竟何时被提名？
关于三星堆遗址的命名，发掘主持人陈德安在近年的论文中不同意老领导“赵殿增先生认为三星堆遗址的命名成为整个遗址群的一个专用名称，是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最后确定的（宏按：陈文此处引注赵殿增 2005）”这一说法，指出“须向读者交代清楚”的是，“三星堆遗址的命名和涵盖的范围在1980年发掘期间发掘队就多次商量敲定”，也即“三星堆遗址命名涵盖的范围和‘中兴古遗址’相同，它包括了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以及东、西横梁子范围的堆积，这些在发掘报告上已经有所表述”（陈德安等 2015）。
实际情况是这样吗？这里的发掘报告指的是1987年的遗址发掘简报，但如上所述，该简报无论正文还是附图，都仍将三星堆与月亮湾分列为两处遗址。如果说该简报执笔和投稿还可能稍早，表述的是偏于滞后的认识，那么同年作为重大发现迅速刊布的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的执笔上限，绝不会早于该坑发现的1986年，但就是在该简报中，发掘者还说“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县城西约8公里的南兴镇三星村。……遗址主要分布在三星堆的东、南、西三面的马牧河西岸台地上”（四川省文管会等 1987B）。显然，这指的还是狭义的三星堆遗址，相当于后来的三星堆遗址内的三星堆地点，而不是如后来当事者记述的那样，是庞大规模的遗址的总括性定名。还是在1987年，作为简报执笔者的陈德安、陈显丹在联名发表的介绍三星堆器物坑重大发现的论文中，虽题目用了“三星堆遗址”，但正文开篇仍然称其为“三星堆—真武村古遗址”（陈德安等 1987），表明此时三星堆遗址的定名仍不确定。看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万娇博士后来的总结是合适的：“1986年发现三星堆祭祀坑之后，大家不再把三星堆看作普通遗址，遗址的命名也从之前认为的三星堆遗址从属于中兴古遗址到三星堆遗址成为整个遗址的正式名称。”（万娇 2020）
遗址群，究竟多大面积？
据上引简讯，“经复查，整个遗址群东西长约2000～1600米，南北宽约1000～1200米。”（赵殿增 1985）我们注意到，即便是将遗址群长宽的最大数值相乘，整个遗址群的面积也就是2.4平方公里。但在披露器物坑发现的论文中则有了“面积在六平方公里以上”的提法。这是三星堆遗址发掘主持人第一次给出了遗址规模的具体数据，但作者“二陈”并未交代确切的四至和推定依据等。1988年，三星堆遗址发掘主持人之一的陈显丹在其论文中提及，“三星堆遗址……是四川地区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蜀文化’遗址……遗址分布面积达10平方公里以上。”（陈显丹 1988）但仍未交代遗址的具体分布范围。在转年他的另一篇论文中，这一仅“位于广汉市南兴镇三星村”的“遗址群”的分布面积又“达12平方公里左右”（陈显丹 1989A）。而对这一不断变大的遗址面积数据的来源，也并无任何交代。
在发掘者刊布三星堆遗址的总面积达10平方公里以上甚至12平方公里左右的同时，时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赵殿增的提法则仍是“广汉三星堆遗址，面积在六平方公里以上”（赵殿增 1989），让人不知所从。而其文中“实际上它是由十数个遗址组成的遗址群”的介绍，则首次给出了组成这个“遗址群”的具体遗址数量。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发现之后，作者仍认为“遗址群中心在月亮湾—真武宫宽阔的台地上”。
就这样，在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史中，第一手的田野考古资料刊布偏于滞后，长期以来相关信息仅见于发掘者或所在机构相关学者论文中“挤牙膏”似的只言片语之中，且时有不一致之处，成为困扰研究者甚至公众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不是四川考古工作者独有的问题，而是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界具有普遍性。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