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许宏

读书笔记丨冶金初现 欧亚观潮

【此为《东亚青铜潮》撰著期间所辑,考虑其限于整理汇总,最终未收录于书中。但这些内容,对于深入了解东亚青铜潮的缘起与初步发展,大有裨益,特推出,以飨学友。】

冶金技术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飞跃。但关于其起源问题,在国际学界长期存在着争议。我们且从具体的考古发现入手做一初步的观察,以有裨于深化对东亚青铜潮来龙去脉的理解。这里仅列举早期铜器资料相对丰富的三个地区,即最早发现金属实物的西亚地区,和可能与东亚早期铜器相关的中亚南部、北亚草原地区及新疆地区。

一
西亚地区
从后旧石器时代到前陶(无陶)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就开始出现零星的金属品。位于伊拉克境内、扎格罗斯山脉的沙尼达尔洞穴发现了公元前9千纪的小坠饰。属利凡特地区的叙利亚腊马德(Ramad)遗址发现了自然铜的铜珠。土耳其的萨约吕遗址发现了冷锻铜针。两河流域最早的金属制品发现于北部的马扎利亚(Maghzaliya)遗址,系一件用自然铜锻打而成的铜锥,属于前陶新石器时代的最晚阶段,绝对年代早于公元前7000年1。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恰塔尔·休于(Catal Huyuk)遗址出土了若干金属珠子,系用富含铅的矿石制成,年代约当公元前7400-前6200年之间年2。在两河流域,属于农业村落阶段的哈苏纳时期(公元前7100-前6600年)小件铜制品就开始出现,此外还见有铅锡合金的残器。到萨马拉时期(公元前7000-前6300年),已见有柄部穿孔的小铜刀,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铜质工具。哈拉夫时期(公元前6400-前5500年)则有铜珠、铜印坠和铅块。在乌尔遗址的欧贝德文化(公元前6500-前4000年)晚期遗存中发现了冷锻的纯铜制品,该期末叶发现有单范铸造的铜斧,一般认为此时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城市化的初期阶段。
伊朗西南地区的冶金业比两河流域北部更加发达。在苏萨(Susa)遗址相当于欧贝德文化晚期的遗存中,发现了包括斧和圆形饰在内的55件铜器。伊朗地区用双范铸造有銎工具与武器的年代比两河流域早,并向南部传播金属品和冶金术。
自欧贝德时期始,人类开始定居于两河流域南部,进入前王朝时代。到了乌鲁克时期(公元前4000-前3100年),代表史前时代制造业最高成就的制陶业开始逐渐让位于金属制造业。
公元前4千纪中叶,两河流域进入到最早的国家——城邦的形成期。此时开始出现金、银与青铜合金等贵金属,主要用于神庙和社会上层的墓葬,以显示其社会等级和富有。此外,合金技术开始在整个近东地区普及,尤其是砷铜和少量的加铅。金属制造技术方面,铸造技术被大量应用。捷姆迭特·那斯尔时期(公元前3100-前2800年),金属制品猛增,其中一枚铜针是两河流域最早的锡青铜制品。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两河流域进入青铜时代,金属业的中心移到了南部,而且出现了锡青铜。
到了早王朝时期(公元前2800-前2350年),铜器数量更呈几何倍数增长。最早的铜像是用失蜡法制造的青铜人像或神像。除青铜和纯铜器外,还发现有各类金银器。早王朝第三期的乌尔王陵(公元前2550-前2450年)随葬了大量金属制品,是两河流域金属品最集中与最高水平的一次展示。早王朝时期的军事竞争,促进了战斧、矛与剑以及简单的铜盔甲的发明。从阿卡德时代开始,银取代了铜作为交换的手段。集约化的手工业生产,尤其是车轮的制作,涉及更多金属工具的引进,有各种尺寸的空首斧、锛、凿和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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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杨建华、邵会秋等《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第5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中亚南部地区
2

这一地区孕育了发达的绿洲农业文明,是古代西亚与东亚联系的重要通道。早期铜器资料包括里海东部土库曼斯坦的纳马兹加文化序列,伊朗东北部的希萨尔序列,以及伊朗高原的锡亚尔克序列。

中亚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就有零星的锻造小件铜器。上述三个序列的铜石并用时代大体相当于两河流域的欧贝德晚期至乌鲁克时期(约公元前5000(?)-前3100年)。纳马兹加和锡亚尔克序列最初铜器数量尚少,包括工具和装饰品,主要为锻造,以针、锥和别针等尖头器物为主。后来铜器数量增加,出现镰、斧、凿等边刃器和铜镜、容器,所出铜斧包括必须用内外范才能铸造的有銎斧,金属容器可能是来自两河流域的影响。以纳马兹加序列为代表的中亚地区青铜时代开始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其早中期相当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至阿卡德王朝时期(下限为公元前2190年)。进入青铜时代之后工具不再是金属器的主要器类,武器和装饰品明显增多,表明金属器的功能更多地从生产领域转向战争和身份标识上。在若干区域,强烈的外来文化影响和武器的剧增,暗示了外来的征服与当地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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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杨建华、邵会秋等《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第5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三
北亚地区
北亚地区,一般指俄罗斯的亚洲部分,这里主要指东至蒙古国以北的区域。北亚草原地区早期金属时代的年代序列,近年随着大量碳十四年代数据的发表而有了颠覆性的认识,总体上看,相较于此前的研究成果,新的草原金属时代文化的年代上限要早得多,年代跨度也大大增加3。但“无论采取何种年代结论,草原文化系统早期铜器的出现年代都要远远早于中国的早期铜器,对研究中国早期铜器起源和发展也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4。

新的北亚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年代序列可归纳如下:

纯铜(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5000-前3300年

青铜时代早期:公元前3300-前2600年

青铜时代中期:公元前2500-前1900年

青铜时代晚期:公元前1800-前1500年

青铜时代末期:公元前1400-前800年

黑海北岸地区在公元前5千纪的纯铜时代就有较为发达的铜器遗存。其中特里波列耶文化属于典型的农业文化,出土的金属器数量要远远超过同时期中亚南部和高加索地区的其他文化,铜器种类包括管銎斧等工具和武器,以及珠子和牌饰等装饰品。该文化随时间推移有向东扩张的迹象。中期托格文化主要分布在东欧草原地区,畜牧业是这里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除纯铜装饰品外,还发现有铜锤。进入到青铜时代早期,黑海北岸地区以竖穴墓文化(颜那亚文化)为代表,出现柄刃分界清晰的双刃刀。

高加索地区发现纯铜时代铜器的数量很少,见有柄刃分界不明显的双刃刀和矛状器,以及装饰品镯。进入青铜时代,冶金和铜器制造突然繁盛起来。金属器的种类与数量激增。铜器中有明显的外来因素,如装饰品中的别针、武器中的剑、工具中的管銎镐等都具有西亚风格,而管銎斧和柄刃分界明显的短剑等则具有草原风格,表明青铜时代早期的铜器受到了来自其北部草原和南部西亚地区的双重影响。

欧亚大陆中部的森林草原和亚洲草原地区出现的金属器要晚于东欧草原和高加索地区,这里没有发现纯铜时代的遗存,金属器最早发现于青铜时代的早期和中期。从公元前2500年开始的青铜时代中期,青铜文化首次向东越过了乌拉尔山,出现在萨彦岭和阿尔泰地区。整个欧亚大陆的北部,冶金制造中心不断地东移,制作的方法从锻打逐渐发展到单范与合范铸造。森林草原地带以南以加林—波尔文化为代表,亚洲草原地区则以萨彦—阿尔泰草原地区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和奥库涅沃文化为代表。其中加林—波尔文化出现了形态非常早的空首斧。阿凡纳谢沃文化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到公元前2千纪初。奥库涅沃文化的大体年代范围在公元前2500-前1500年之间。在其晚期遗址中出现了有銎矛,是亚洲草原地区该类铜矛中最早的一件。

从更大的范围观察,北亚地区从纯铜时代开始的金属器就少见尖刃器,与中亚绿洲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而中亚希萨尔的金属器受到黑海沿岸管銎斧的影响,其形态比特里波列耶文化的同类器更加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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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书影

新疆地区
四

新疆地区尚未发现明确属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学者指出,“新疆即使存在新石器时代,也是非常短暂的并且不具有普遍性,可能只存在于个别的地区。由于特殊的生态环境,以及周围先进文化的渗透所以限制并打断了新疆原始文化的自然发展”5。从最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看,新疆最早的铜器文化出现在准噶尔北缘区,公元前3千纪这里就已经出现了阿凡纳谢沃文化和繁荣的切木尔切克文化,这两类遗存的出现可能主要与西来的人群和文化有关。大约在公元前3千纪,与颜那亚文化相关的古欧洲类型的人群从南乌拉尔地区向东迁徙,越过哈萨克斯坦草原,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和阿尔泰地区形成阿凡纳谢沃文化。这些人群到了包括新疆阿勒泰在内的阿尔泰山周边地区,融合了其他文化因素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在切木尔切克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与同时期的奥库涅夫文化产生了密切联系,其文化内涵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在公元前2千纪以前,新疆地区的文化都与西来的文化有关,分布范围也很有限。

此后,准噶尔北缘区的切木尔切克文化继续向东发展,部分东进的人群越过天山到了哈密盆地,在那里遇到了来自甘青地区西进的马厂类型或“过渡类型”文化人群,形成了以甘青地区彩陶文化为主体的天山北路文化,而天山北路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又与四坝文化持续频繁交流,使得这两个文化存在许多的相似特征。而在公元前1800-前1400年哈萨克斯坦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迅速扩张,掀起了古代印欧人群的第二次大规模向东迁徙的浪潮。这一阶段青铜文化在新疆地区得到了发展,但这些文化大都与东进和西进的人群相关。切木尔切克文化、小河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等都体现了西方传统文化的扩张和影响。而哈密地区则成为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

如是,新疆以东的东亚地区和其西的诸相关青铜文化,就在新疆及其左近地区被串联了起来。

参考文献

1. 本节中两河流域古代遗存的分期与绝对年代,参见Norman Yoffee. 2005. Myths of the Archaic State: Evolution of the earliest cities, states, and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Ian Hodder (ed) 2013. Substantive Technologies at Catalhöyük: Reports from the 2000–2008 Seasons : Çatal Research Project vol. 9 . pp. 307-308. British Institute at Ankara Monograph. Oxbow Books/ British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t Ankara, Oxford.

3. (俄)E.H. 切尔内赫、(俄)C.B. 库兹明内赫著,王博、李明华译:《欧亚大陆草原带畜牧文化的形成过程——从冶金考古和碳十四年代的角度来分析》《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附文一,中华书局,2010年。

4. 杨建华、邵会秋等:《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第14-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5. 郭物:《新疆早期文化发展的打断现象》,《新疆文物》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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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特别注明外,转引自下列文献:
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到城邦国家》第52-140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杨建华、邵会秋等:《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第7-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第355-383、422-423页,科学出版社,2018年。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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