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与推理丨丁公龙山文化文字发现亲历记
许宏约 20 分钟1984年，我从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作为考古专业的助教，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协助领队教师带学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下田野比较辛苦，考古教研室的老师轮班，隔一年去一次。我在1992年赴北京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分别于1987、1989和1991年秋季，参与带了三次田野考古实习。
这三次实习在同一个地点——地处鲁北平原的山东省邹平县苑城乡丁公遗址。那是距山东大学所在地济南80多公里的农村，每天只有一班长途车发往济南，在没有高速公路的30多年前，路上要颠簸半天的时间。
随后，丁公遗址被定为山东大学考古实习基地，在地方政府和学校多方协调下，距遗址1.5公里的苑城乡驻地建立起了考古工作站。1989年开始，我们可以住在那儿了。为上下工方便，考古队买了一批自行车，供全体师生往返于发掘工地和工作站。但又因经费有限，只能两人一辆，28式加重的，几个女生肯定都得是男生载着。考古专业大学生组成的车队，呼啸着穿越乡间地头的土路，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
考古发掘其实是艰辛而枯燥的一件事儿，所以就有同学背靠着麦垛歇息时，慨叹我们是“在田野上放牧青春”。我的回答是：那要看你是以怎样的心境“放牧”。只要喜欢，放牧之后，你就会有青春的收获。
1987年秋和1989年秋，为了进一步揭示丁公遗址的文化内涵和特征，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对该遗址先后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但相对于整个遗址，我们每次发掘的面积是极其有限的。每次大约20名学生，每名学生在一个5×5米的探方中工作，带一两个帮忙的村民，我们称为“民工”。每个老师要负责六七个探方，尽管上蹿下跳、手把手地指导那些几乎是“小白”的学生，每次也只能发掘500平方米左右。整个遗址如果是一张纸，那么我们每次的发掘就像在纸上扎洞。所以我们总说考古发掘像是愚公移山。
同样地处泰沂山脉北麓的山前平原、西南距丁公遗址不远，就是著名的济南章丘城子崖遗址。这个遗址在1930年代就被中国第一代考古人发现，发掘主持人是梁启超先生的公子梁思永博士，那时已发现了城墙的线索。1990年的再发掘，最终确认了龙山文化城址和岳石文化（约公元前1800-前1500年，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时代）城址的存在。这促使我们下决心对丁公遗址做全面勘探，以了解遗址的准确范围、不同时期文化遗存的分布和遗址内外有无重要遗迹等。当时，没有想过丁公遗址也会有龙山城。
丁公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陶器
用洛阳铲全面勘探需要相当数量的熟练技师，学校没有这个条件和能力，我们就求助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1年6月、7月之交，鲁北地区骄阳似火，我们三位教师率领由该所9名技师组成的勘探队伍对丁公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勘探工作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发现了一条环绕遗址周围、呈圆角方形的“淤土沟”。这一发现，让我们很振奋，并且期待着通过秋天的发掘工作来揭开这一谜底。如果能够证实丁公遗址存在龙山时代的环壕，或许表明它和城子崖的城墙代表了龙山文化时期两类不同的等级的聚落。因此，领队栾丰实老师决定再从考古所借一两名名熟练技师，通过开设探沟来解剖这条“淤土沟”。
新世纪以来，栾丰实继续主持丁公遗址的考古工作
当时我们真的是极度兴奋，龙山文化城墙就出现在我们的脚下!后来逐渐搞清楚，这个城墙原本宽度为10~12米，后来在不断向外加宽、加高的过程中，把壕沟里清理出来的淤土也利用起来，于是城墙夯土中也有淤土存在。城墙外面紧接着一圈环绕的壕沟，宽30~50米。这个大城圈平面略呈圆角方形，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后来很多业内专家到现场实地考察，一致肯定了这一重要发现。此后，考古队又在外城圈内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早期小城，也大致呈方形，面积6万平方米左右，周围也有一圈环壕。
丁公城址的龙山文化延续时间较长，绝对年代约当距今4300~3800年之间。在黄河流域已发现的若干龙山时代城址中，它面积较大，城内遗存丰富且保存较好。它的发现，不仅在于又多了一座城，更在于深化了我们对龙山时代城址历史意义的认识。联系到黄河中下游城邑林立的状况，有理由相信，龙山时代应该已经发展到了社会分化比较严重、社会分层十分明显、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化的阶段，即已进入国家起源的早期文明时期（栾丰实 1994；许宏 1993）。
片长的一个重要职责是确认新发现的遗迹并“给号”，也即给方长下发一个经统一登记、不会重复混淆的遗迹号，方长在处理这处遗迹和其中出土遗物时必须附上这个编号，以保证记录、标本采集和日后室内整理工作的科学有序。这些遗迹主要是灰坑（垃圾坑），也有墓葬、陶窑、水井之类。那时还没有电脑、Pad、手机等电子记录设备，我们就是纸质的发掘日记本不离手，随时记录。从最后一页开始，是一个专门“给号”的各类遗迹登记表。
除了管着那6位方长，我还受命同时兼顾几百米外遗址东部城墙和护城壕所在探沟——第50号探沟的给号工作。这条探沟，是由上文谈及的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排来帮忙的技师刘洪山负责发掘的，他虽讲不出书本中的历史考古大道理，但田野实操技术，绝对在那些刚接触考古的学生之上。
1991年10月，考古队师生与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黄景略先生（前排左五）一行合影（前排左三、左四为许宏、栾丰实）
临近年末，寒意渐浓。开工较早的学生们的发掘大多接近尾声，甚至转入室内，而探沟发掘渐入佳境，我到这边来的更多了。
探沟横跨夯土城墙和壕沟，以及城内的文化堆积。这些文化堆积多呈灰黑色，有的呈层分布，更多的呈坑状。那是人们倾倒生活垃圾的遗迹，考古人管它们叫“灰坑”——富含草木灰和生活垃圾的坑。这些灰坑重重叠叠，表明古人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
“H1235。”当看到刘洪山正在清理探沟南壁下的一个龙山文化的灰坑时，我已报出了当前可以给出的灰坑号。H是“灰”字的拼音首字母。H1235，第1235号灰坑。这个灰坑非常清楚，不必费力确认。
刘洪山赶紧记下了这个编号。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编号后来竟会大名鼎鼎。在这个坑出土的大量陶器残片中，有一片居然刻着文字！但在当时，我们都还不知道。
众所周知，龙山文化制陶术发达，陶器的基本特征是“黑、光、亮、薄、轻”。因为薄而易损，一个龙山文化的灰坑，都会发现很多陶片。所以，我们在考古发掘现场没法把每一片陶片都擦干净看看。对于完整的器物，我们会现场编号，用一个袋子单独装起来，特别重要的也会拍照加以记录。而一般的陶片，就统一装到袋子里，写好标签，标签上的要项包括出土地点、出土单位、出土品内容、出土时间和记录人等。
就这样，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这片不寻常的陶片经历了一段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处理流程。在方长刘洪山发现、经片长许宏确认并给号后，刘安排民工仔细清理灰坑H1235在发掘区内的部分，并采集所有坑内的出土物。随后，这些以陶片为主的出土物被装进编织袋，刘洪山写好两张特制的出土品标签，民工按常规把其中的一张放进袋内，另一张被系紧的塑料绳固定在袋口上，以便查验。这标签就是这袋出土品的身份证，继而，这些陶片又被统一拉回到1.5公里以外的考古工作站库房。
在发掘工作结束后，我们留下几位在工地上表现较好、比较细心的民工，帮着做室内整理工作。其中重要的环节就是按出土单位刷洗陶片、在大片陶片上写字（标注出土单位），等等。
转眼，我们结束了1991年秋季几个月的连续发掘，进入室内整理阶段。1992年的元旦，我们师生就是在位于苑城乡的考古工作站度过的。还记得我们要与最后几位同学撤退返校时，大雪纷飞，长途车停驶，师生冒雪走了20公里路，赶到最近的周村火车站，才得以返回济南。那时，真的不觉得冷、不觉得累，因为心里揣着一团火，为我们的重大发现而兴奋。
大发现来临于1月2日上午。那天，我和同事方辉在考古工作站三层小楼的一层检查学生的发掘记录、校核图纸。正在协助工作的丁公村女民工董建华拿着一块陶片进来，说她在给陶片写字时，发现这片上刻着一些不认识的道道。“文字？！”我们几乎兴奋得要喊起来。我知道小董姑娘正在整理的是50号探沟的陶片，再看下出土单位——灰坑H1235！
著名的丁公龙山文化陶文，在4000多年之后，重见天日了。
丁公陶文
这是一块上大下小的四边形陶片，长4~7厘米余，宽3厘米余。常年与陶片打交道的我们，一眼就会认出，这是一件大平底盆的底部残片。浅灰色，陶胎较薄，背面还有用快轮制陶时轮旋的痕迹，属于龙山文化晚期无疑。
在陶片磨光的一面上刻有5行11个互不相连的文字，排列得比较规整，右数第二行的第一字是一个带尾巴的人形，在甲骨文中有相似的文字。另外，在左上角有一刻划极浅的符号，疑为一字；左下角另有一刻划短线伸出陶片之外。每个文字的笔画刻写得都较细，但清晰可见，在放大镜下细看，横画略宽，有小的崩碴，像是陶器烧成以后刻上去的。再从文字的布局和排列分析，又很可能是刻在陶器残而非完整器之上的。
在过去的发掘中，我们会设想出土一件青铜器，但从没想过会在陶片上发现成排的文字，栾丰实老师后来描述他当时的感觉是“我都来不及兴奋，就觉得心里头沉甸甸的”。因为这个发现太重要，而陶片是在脱离发掘现场的情况下，于田野工作结束后的室内整理时发现的，所以有些问题必须赶快检查和确认。
就这样，栾老师带着方辉和我，调看了出土文字陶片灰坑的记录和全部出土遗物，对出土遗物的运输、存放、刷洗、整理等环节做了详细的了解与分析，全面严格地检核了该灰坑及与其相关诸遗迹的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我们把这个灰坑出土的一千多枚陶片，仔细地进行了反复检查，确认没有一件晚于龙山时期。如前所述，陶片显示的器形也很明确，是一件大平底盆的底部残片，从田野发掘角度看完全没有问题。
灰坑H1235位于龙山文化城址内东部。1991年秋发掘了其北半部，另一半向南伸出探沟外。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及国内部分专家亲赴遗址察验层位关系之后，根据专家的意见，1992年5月，我们采用扩方的办法，将该灰坑的另一半全部予以发掘。结果表明，在出自该灰坑的1400多件陶、石、骨、蚌器及残片中，未发现任何晚于龙山文化的遗物。从层位关系上看，该灰坑被另一个属于龙山晚期的灰坑打破，其自身也打破了另外几个龙山时期的灰坑，且该灰坑出土的具有分期意义的陶器均为龙山文化晚期阶段的典型器物。因此，刻字陶片所在的灰坑H1235的时代可确定为龙山晚期（偏早阶段），其绝对年代约当距今4000~3900年之间。
丁公龙山文化陶片文字发现后，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如前所述，经考古和古文字学界的专家研讨与鉴定，丁公陶文得到比较一致的认可，但也有个别学者持怀疑态度。至于陶文的性质和如何释读，则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学者们相互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关于陶片文字的时代。绝大部分专家认为刻字陶片出自有一组打破关系的龙山文化灰坑之中，层位关系确凿无误，这是确定陶文年代的主要依据。而刻写文字的陶片是一山东龙山文化常见的大平底盆之底部残片，同一灰坑内的其它遗物也全部属于龙山文化，因此，丁公陶文属龙山文化无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曹定云研究员则提出质疑：“龙山陶文有一个最致命的要害问题，即它在H1235坑的具体位置不明，而且已经无法弥补了。因为，这片所谓的龙山陶文，不是在发掘现场发现的，而且是在经过至少两三个月之后，在室内整理快要结束时（1992年1月），由协助工作的民工发现的。这一情况给这片‘龙山陶文’时代的确定，无疑笼罩上厚厚的阴云。它失去了确切的地层层位，也就失去了考古发掘中的第一要素。由于没有准确的地层关系，就存在另外两种可能性：1.这片‘龙山陶文’是耕土层混入的；2.在搬运、储存、洗刷的过程中，亦可发生其他地层单位陶片的混入，甚至不排除人为的恶作剧。”（曹定云 1993）有民间学者更认为是带队教师的造假行为。
北京大学考古系严文明教授则不同意如此推论，认为层位关系明确，“看来这块刻文字的陶片非龙山文化莫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邵望平研究员的分析具有代表性：“虽然，陶文是在室内整理时才被辨认出来，但这无妨于它的文化属性。众所周知，在发掘现场，发掘者最应关注的是遗存的层位及考古现象的科学清理与正确判断等项，而对遗物的仔细观察，是可以在室内整理时进行的。一块刻有陶文的陶片，现场能发现固然最好，最有利于全面考察，但却非易事，事后发现，只要层位明确，其学术价值并未降低。这是田野考古经验与常识所能理解的。”否则，现今田野发掘所得出土遗物，除了极少数有具体坐标者之外，99%以上岂不都“失去了确切的地层层位”，从而也不可信？（王恩田等 1993）
关于文字的刻写问题。绝大部分专家认为文字是陶器烧成以后刻写上去的。经测定，陶片硬度为2.5度，刻字工具是一种锋锐的尖状器具。有的专家认为属针刻，有的以为是刀刻。对此，曹定云质疑到，“刻出深入陶胎而又行走如飞的字体，决非石器和骨器所能达到的，也决非铜质工具所能达到的，而很可能是铁质的扁尖状器所刻。”（曹定云 1993）
卞仁指出这一问题是复杂的：“除了考虑到陶器外，还应考虑到玉器，特别是良渚文化的玉器。有一些良渚文化玉器，其上雕刻了精美的花纹。这些花纹是用什么工具刻出来的？如果用这样的工具在陶器上刻文，是否能产生丁公陶文那样的效果呢？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卞仁 1994）诚哉斯言。
关于陶文的结构、字序、书体和笔法等问题。大多数专家认为陶片上刻写有11个字，成5行排列。有的则认为左上角刻痕极浅的符号也属刻字无疑，陶文共12字。专家们认为文字联系紧密，已具一定章法，显得较有规律。文字的刻写顺序应是自上而下，自右到左，读法亦然。从书写行款上看，正合乎后世汉字书写方法的传统。文字多用回转的连笔，与后代的行草相类。多有专家称道刻写者的深厚功力，认为运笔潇洒自如，笔画连贯流畅，用力匀称，刚劲有力。北京大学考古系高明教授细察其刀锋痕迹，更认为“这块陶片的刻辞，乃出自当时一位刻技非常熟练者之手，绝非一般初学或偶然玩弄者所为”。（王恩田等 1993）
曹定云则反问：“文字的发展好似一个人，先只有学走，然后才能跑。草书是中国汉字已经成熟而开始跑的产物。这种类似行草的字体怎么可能出现在公元前2300年之前的龙山文化时代呢？这种超越历史时代的字体难道不是十分可疑吗？”（曹定云1993）
关于陶文的性质与初步释读。大多数专家认为陶片上刻的是文字而不是别的什么符号或图画，但对这种文字的性质则看法不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研究员及北京大学考古系严文明教授等都认为，丁公陶文已是一种比较成熟进步的早期文字。其中有象形字，但有的字则有更复杂的构造。对此，严文明指出：这些字“好像是专为语言中某些难以用形象表达的词而造的字。即使象形字也是以最简练的笔法写出，显得很有章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公柔研究员也认为，丁公陶文“字形趋向于省简而颇具概念的意义，已经是脱离了‘书契权舆于图象’”（王恩田等 1993）。
北京大学中文系裘锡圭教授和高明的看法大体一致。裘锡圭认为从遗物的时代和符号的形成来看，丁公陶文不可能是成熟的文字，而可能是一种原始文字，且“并不是一种处于向成熟的文字发展的正常过程中的原始文字，而是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高明认为丁公陶文是已被人们淘汰了的古文字。而在历史上类似丁公陶文这种被淘汰和废弃的文字，恐不止已被发现的几种，今后还会有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研究员更把丁公陶文与古彝族的文字联系在一起，认为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王恩田等 1993）。
多数专家认为丁公陶文联系紧密，章法有致，显然在表达着一定意义的文句，而超出了简单的标识功能，应是一件完整的文书，或可称为“陶书”。台湾《光华》杂志一篇题为《丁公陶片为什么重要》的文章认为“它的刻文……几乎可以相信是个句子”。有的学者进而认为它是“成文历史时期”的产物与标志。
在对丁公陶文的释读上，专家们进行了初步的尝试，指出几个象形字可能分别像人形（或猿形）、鸟形、蛇形、兽形及陶鬲等；有些可能为会意字，分别与甲骨文中的“见”、“交”、“父”、“戊”等字较为相近，日本东京大学松丸道雄教授和李学勤等甚至做了释读。但实际上，由于陶文笔画简省，形声多不具备，书体与已知商周文字有较大差异，尚无法做进一步的释读，内容则更无从考见，深入分析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
也有学者认为不是字，如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伊藤道治教授；或认为不能断定是符号还是文字，如日本京都大学小南一郎教授（冯良珍 1993）。
在陶文与甲骨文及其它上古文字的关系、陶文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地位的问题上，专家们的意见分歧较大。
一种意见认为，丁公陶文与甲骨文等早期古汉字不是一个系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研究员指出：“有理由认为龙山文字和商代的甲骨文，即使有某些相似处，却不见得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龙山文字和商代甲骨文，很可能是两种文字。”裘锡圭和高明认为丁公陶文是一种走入歧途、被人们淘汰的古文字，现在还无法断定它跟包括甲骨文在内的早期古汉字有关。
在上述讨论中，卞仁的文章代表了一种审慎的态度：“目前，要对这一问题做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结论是困难的。特别是，这次发现的陶文只有一片，是个孤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不应过早地下结论。我们热切地期望今后能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的证据。”（卞仁 1994）学者明儒在对丁公陶文的年代与性质提出疑问后也指出：“文字起源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如果有朝一日有更多确定无疑的发现证明丁公发现的符号就是文字（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并希望这种可能变成现实），那么整个中国史前史和文明史就都要全面地进行重新评价，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明儒 1993）
作为丁公陶文的发现者，我们认同这样的态度。孤证不立，与其驳难辩解，匆忙定论，不如把它放一放，作为今后工作的一个线索和提示。因此，我们几位当事人针对不同的意见，都没有写过商榷反驳的文章。
如果1990年代初期丁公陶文的发现在当时似乎还属“孤证”的话，那么在其前后出土的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时代文字，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了。试举其中重要的几例：
1940年前后，美国收藏家弗列茨·比勒芬格在杭州附近购得一件良渚文化陶壶上有一行陶文，饶宗颐、李学勤都进行过释读，虽二人的释读各有不同，但他们都认为这是成组文字。
1974年，江苏吴县澄湖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黑陶罐上发现4个刻符，张明华、饶宗颐等学者认为是早期文字并作了释读。
1984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陶寺文化晚期的一件扁壶残片上，发现用毛笔书写的朱书陶文。该陶文的图文资料于新世纪之初才正式公之于世。数年前在陶寺遗址建筑区又出土了一件朱书陶扁壶残片，证明这类朱书文字并非孤例。
1996年，在与丁公遗址同属海岱文化区的山东阳谷景阳岗遗址，又发现了一片龙山文化时期的刻文陶片。陶片应属一小型泥质磨光黑陶罐的肩部，残存的文字应属于三个个体，是在陶器成型之后、烧制之前刻上的，因此该陶文的刻写可以肯定系龙山时代人们所为。
国学大师、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在把丁公陶文与其他同时期陶文做了比较研究后，认为其绝非赝品（饶宗颐 2000）。
古文字学家王晖教授认为，中国文字正式形成的判定标准，其表现形式是连字成句，这是用线性的排列组合来表现的。在龙山文化时期，不仅有组词成句的原始文字出现，而且有与后来甲骨、金文字形相似且结构比较复杂的原始文字出现，故可以说，龙山时代是中国文字正式形成的时代（王晖 2011）。显然，丁公陶文，正是这个群星璀璨的苍穹中那些最耀眼的星斗中的一颗。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