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与推理丨武威铜奔马的时代与命名之争

1969年在河西走廊上发现的这尊铜奔马，属国宝级文物，于1983年被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2002年被确定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珍贵文物。但围绕它的身世，从一开始就聚讼纷纭，直至今日，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1969年9月，地处河西走廊的甘肃省武威县（现武威市）的当地农民，在城北一座被称为“雷台”的土台下挖掘战略防空地道时，发现了一座古代大型砖室墓。

“雷台”，实际上是一座人工夯筑的土台。台上有晚近的道教建筑“雷台观”，清代《武威县志》上有“雷台，城北二里”的记载。考古人员经调查，推断雷台的台基应建于明代；汉墓发现于雷台东南部的台基下，这里暴露出汉墓的封土，可知后代的雷台台基是利用这座汉墓的封土扩建而成的。（甘肃省博物馆  1974）

挖破古墓的村民们还没有文物保护的概念，最初萌生了卖掉文物换钱买马搞生产的念头，于是先把大部分器物胡乱搬到村里的生产队库房，现场遭到破坏，一片狼藉。发现墓葬的消 息通过当时的公社报给了武威县革命委员会，村民搬出的器物随后被转移到文庙收藏保管，县里又向省里作了电话汇报。最终，甘肃省博物馆派员会同县文化馆一同进行了补充清理、记录和调查工作，文物则被调拨到了兰州的省博物馆，在那里进行修复、整理等保护工作。

这是一座带有墓道和多个墓室的砖砌墓，全长40多米，墓室长近20米，面积有60多平方米。墓室分前、中、后三室，前室附左右耳室、中室附右耳室，结构较为复杂。

此墓虽在古代经两次盗掘，但遗物仍很丰富，约有23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为铜器，少数为陶器、金器、漆器、玉器、铁器和银印等。此外还有2万余枚铜币，即所谓“铜钱铺地”。其中成组的铜车马组成的仪仗俑队，为以往发掘中所罕见。经向当事村民调查以及事后的清理，葬具和随葬器物的位置得以大致复原。

由车、马、人俑组合而成的武装出行队列放置在前室和前室南耳室内，场面壮观，气势宏伟。根据复原，排在铜车马仪仗队最前面的是17件手持矛、戟等兵器的武士俑及其坐骑。马皆仰首翘尾作嘶鸣状，四足挺立，矫健有力。排列在骑马武士俑后面的是1匹主骑和4匹从骑。主骑马体形最大，应为墓主人的坐骑。从骑马体形与武士的坐骑相似，侧首昂视，一足提起，做奔腾欲驰状。4骑前后并列，当为主人下属官吏的从骑。排在后面的另一组是斧车和轺车。斧车上装有大斧，列于最前，以为先导。4辆轺车均有华盖，中间的一辆华盖最大，当为墓主人所乘的“安车”；其余3辆应为下属高级官员所乘的“属车”。又有御奴5人、从婢2人。许多铜器上刻有“张氏奴”等文字。在轺车后面是3组不同职位的军官及其夫人的乘骑车马。最后是3辆大车和1辆牛车，当为载粮辎车（古代一种有帷盖的大车）。

铜车马仪仗队的俑、车、马均用范模铸造，先分铸不同部位，然后焊接或铆连。其设计内容繁多，铸造结构复杂，造型生动传神，雕塑技术水平极高。

至于墓葬的年代，1972年发表的简报推定为东汉晚期；1974年发表的正式发掘报告依铜马上的刻文、墓葬形制，尤其是墓中随葬的大量流行于东汉晚期的“五铢”钱，将这座墓的下葬年代推定为东汉灵帝中平三年至献帝期间，即186—219年（甘博文  1972；甘肃省博物馆  1974）。

墓中出土的39件铜马中，有8件马胸前刻有铭文，其中刻记了3个不同职位的“张君”。发掘者根据墓中随葬的4枚龟钮银印以及墓制等方面推测，此墓似应为比二千石的张姓将军夫妻合葬墓；而3组有铭文的铜车马等，则可能是墓“主人”属下的3位张君赙赠的随葬物。

铜奔马惊艳海内外

最令人称绝的，是墓中出土的一匹铜奔马。铜马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简报描述道：“奔马。亦可称之为飞马。此马为一罕见的古代艺术品，造型异常矫健精美，做昂首嘶鸣、飞跃奔驰状。头微左扬，长尾飘举，三足腾空，右后足蹄踏一飞燕，飞燕展翅回首，注目惊视。”（甘博文  1972）发掘报告对于“飞燕”的提法则为“右后足踏一飞鸟，飞鸟两眼似鹰，展翅回首”。（甘肃省博物馆  1974）已开始有解读上的不同。

文物专家对这一杰作不吝溢美之词：

作者刻意将马的两条前腿置于一前一后，有力地跨越在飞鸟之前，左后腿直挺在马身之后，右后腿马蹄轻轻触及鸟背，使飞鸟回首惊望，自叹不如。通过奔马与飞鸟速度之强烈对比，衬托出奔马的神速。这极富想象力和独创性的构思，赋予奔马以旺盛的生命力。作品整体构思巧妙，细部构造恰到好处，各部位大小比例适当，位置准确，整体造型优美无比。马的躯体壮实，颈部如鹤颈卓立，给人以稳定之感；马张嘴嘶鸣，尾巴上扬，四条腿又作飞奔状，给人以动感。整个造型设计奇绝，表现了作者高深的艺术造诣，是不可多得的千古佳作。

铜奔马的创造，极巧妙地解决了支撑点、重心、平衡、抗阻力等科技问题。用一只展开双翅，有着长宽尾巴的飞鸟作为马蹄的支撑点，使马的着地面积扩大，站立不倒。同时，飞鸟又位于马腹下前部，马蹄在鸟背上，恰是奔马的重心所在，增加了稳定程度。马的前右腿和后左腿向前后伸直，另外两腿则同时向腹底收缩，以保持躯体平衡。另外，马的躯体溜圆，可减轻风的阻力，给人以飞速奔跑的感觉。在制作工艺上，模铸与焊接相结合，技术精湛。（黎李  2015）

细细观摩，知所言不虚。

1971年9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在陪同柬埔寨宾努亲王一行访问兰州时，参观了甘肃省博物馆的馆藏文物。陪同郭沫若等参观的是国家文物局下放到甘肃的文物专家、甘肃省原文化局文物科科长王毅。据甘肃省博物馆原馆长初世宾回忆，是王毅最早将铜奔马称为“马踏飞燕”。当时，初世宾让手下墨书“马踏飞燕”四字，放置于展台上，十分醒目。郭老那天由秘书陪同到馆，由王毅全程讲解。王毅强调了“马踏飞燕”一足踏鸟、三足腾空的力学平衡。郭老对铜奔马赞不绝口，对这一称呼予以首肯，说回京要邀请铜奔马等甘肃文物参加“全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在故宫武英殿，他曾对筹展者夸赞“甘肃马踏飞燕来了要压倒一切！”后来，坊间流传“马踏飞燕”一名是郭老所起，并非事实。

铜奔马在京展出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73年，在郭沫若等的协调下，铜奔马又中途入选中国对外交流大型历史文物展览，至1975年，铜奔马作为国宝级文物，先后到法国、英国、日本、罗马尼亚、奥地利、南斯拉夫、瑞典、墨西哥、加拿大、荷兰、比利时、美国共12个国家巡回展出，观众达500多万人次，被誉为“一颗引人注目的明星”“绝世珍宝”“天才的中国马”“艺术作品的最高峰”。郭沫若为此挥毫泼墨，写下了“四海盛赞铜奔马，人人争说金缕衣”的诗句。

1973年，“铜奔马”入选邮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1997年发行的《中国旅游年》纪念邮票，也以铜奔马为主图，并让它飞腾于长城之上，寓意深刻。1996年联合国发行一套6枚邮票，其中也有铜奔马，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悠久的文化艺术。2002年，国家邮政局又发行了以“铜奔马”为图案的普通邮资片1枚。像这样多次入选邮票选题，在我国邮票史上还不多见。

1983年，国家旅游局将铜奔马作为中国的旅游标志。

1996年，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小组确认铜奔马为国家一级文物。

2000年，铜奔马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和中学历史课本。

2002年，铜奔马被确定为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国宝之一。

究竟是哪朝何人之墓？

除发掘报告最早提出的“东汉晚期说”外，关于雷台墓的下葬时间也即朝代归属，大致可归纳为汉魏、西晋、前凉和东汉早期数种。在时代认知框架下，还有对墓主人身份的种种推测。关于铜奔马设计者甚至墓主人系东汉早期武威太守张江的说法，与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的情况不符，属穿凿附会之论（张永明等  1995），兹不赘述。

东汉晚期至曹魏说

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直，是最先讨论雷台墓主人身份和时代的学者。针对发掘报告关于铜马刻铭中三位不同职位的“张君”或为墓主人三位属下的推测，他认为墓主人就是张君，为汉阳冀县（今天水市）人，“官武威郡张掖县长，升任武威郡左骑千人官，很为明显”。至于四枚龟钮银印，陈直虽指出“两汉公卿将军所用印章，名为金印、银印，实则皆为涂金涂银，用纯金银者极为少见。此印皆为纯银质，且有四方之多，尤属少见”，而“两汉以来一般不用真官印随葬”，且“两汉制度，县令长不能带将军名号，与墓主人张君之身份不合”，最终结论则是“张君随葬四将军之银印，或为其先世之官职”，随葬于后世的张君墓中。他仍同意发掘简报的意见，认为墓葬的相对年代当在东汉献帝时期（陈直  1972）。

黄展岳大致认同陈直关于墓主人即为张君的意见，他对发掘报告编写者的意见进行了质疑：“如果把它（宏按：指铜马）说成‘可能是墓主人属下的三位张君赙赠的随葬品’，则不免有强作解人之感。汉人确有赙赠葬物的风俗，但赙赠的数量一般总不能超过墓主自备的数量吧；把自己的两个老婆以及自己的儿子的名字一齐刻到赙品上，更是旷古未闻！”他认为“墓中发现的入葬者至少有四个人，即张君及其前夫人、后夫人和他们的儿子阿冉阝。”（黄展岳  1979）

关于墓主人的身份，初世宾、张朋川在认同发掘报告编写者观点的基础上，又补述了几点理由，认为“墓主人还应具备以下条件，即其籍贯或封地在武威郡内，大约死于灵帝中平三年至曹魏黄初年间，生前曾历任三次将军、一次二千石职（汉代官秩，又为郡守的通称），且其中必有一次为破羌将军”，墓主人应属二千石以上秩别的张姓高级官吏，为曹操手下名将张绣的可能性比较大（初世宾等  1982）。

西晋至前凉时代说

1984年，又有学者提出雷台出土的铜马应是东汉天马铜俑的副本，很可能是前凉时期遗物的观点，但未展开论述。

1992年，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何双全基于多年来在河西发掘汉晋墓的感悟，提出了河西地区汉墓、晋墓和前凉墓的一般断代标准，进而认为无论雷台墓的规模、结构、形制，还是细微处如筑墓法和室内装饰等，乃至若干随葬品都与河西地区的晋墓一脉相承。而铜俑、铜马等另一些随葬品则与武威地区前凉初期墓中同类器的造型与着彩基本一致。所出钱币则与嘉峪关、酒泉晋墓出土者相同。因而，雷台墓的相对年代应在晋末至前凉初，即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年）以后（何双全  1992）。这个方案比发掘者推定的“东汉灵帝中平三年至献帝期间（186—219年）”推迟了百年左右。作为当地实力派考古学家，何双全断代新观点的提出是极具分量的。

有学者注意到，以牛车为中心的牛车仪仗俑群，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所特有的现象。武威雷台墓中的牛车一定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它对整个墓葬的断代提供着重要的信息。“正因为该牛车的存在，所以该墓不可能是汉代的墓葬。”（谢晓燕  2010）

北京大学吴荣曾教授从钱币学角度得出了和何双全研究员类似的结论。发掘报告将此墓的年代定为东汉末年，主要依据的是墓中出土了汉灵帝时的“四出五铢”。吴认为此论不妥，因为四出五铢的通行期限不限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至献帝期间”，实际上在以后很长时间都一直可以使用。可以确认墓葬年代的，是墓中出土的另一种更晚的钱币——直径为1.6厘米的小型“五朱”（东汉五铢的直径在2.5厘米上下）。而“五朱出现于三国早期，如直径在1.5厘米左右的，其年代似更晚一些。这种钱在魏晋的窖藏钱币中很常见”。出土小五朱的墓，年代都在西晋，约在290年左右。“同样出小五朱的雷台墓，其年代也应靠近西晋为合适。”（吴荣曾  2002）中国国家博物馆孙机研究员也由于小五朱是“一种绝对不见于东汉的断代标志物”，而认可吴荣曾的推断，认为“雷台汉墓”应改定为雷台晋墓，而铜奔马的时代应改定为西晋（孙机  2003）。有学者甚至认为既然有如此铁证，“这件稀世珍宝铜奔马不是汉代文物，而是西晋文物遂成定论”（曹定云  2004）。

早在1985年，学者辛敏即推定雷台墓属于西晋之后前凉时期的墓葬。通过梳理，他注意到从东汉末直至西晋永宁初，在凉州州郡任过职的要员中，没有地位非常显赫的“张姓高级官吏”，没有人能配得上这座“王者之墓”，故应另辟蹊径。他进而推定雷台墓很可能是前凉国第四任国王张骏之墓（辛敏  1985）。此后有学者进一步论证，认为此墓的营建规模及众多的随葬陈设，绝非相当于县级的比三四百石的官吏所能拥有，雷台汉墓实为前凉王陵（鲁鱼  2019）。

但学术界的认识远未统一。尽管随后维持“东汉晚期”原判的论证大多缺乏说服力，但地方政府与旅游部门因汉代为中国古代的强盛时期，定铜奔马为汉代更富于民族精神层面的象征意义，而难以接受晚于汉代的断代意见。

马、鸟的身世与定名

铜奔马在故宫展览时使用的名称是“马踏飞燕”。1972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一书，收录了署名甘叔勃的文章《雷台东汉墓出土的成组铜车马》，文中也使用了“马踏飞燕”这一名称。这个“甘叔勃”应是甘肃省博物馆执笔人的笔名。不能突出个人，说来也是颇具那个时代的色彩的。显然，“马踏飞燕”更符合公众的口味。但从当时《人民日报》等媒体对中国文物出国展览的报道看，无论我国官方对外宣传还是外国公众的接受度，都是倾向于“铜奔马”（Bronze Galloping Horse）的。

据初世宾回忆，考虑到文物的品级极其重要，赴京参展又代表国家声誉，由他做主在送京档案名称栏中将“马踏飞燕”改作了“铜奔马”。在不知文物的原名、真名时，文物、考古学一般按学科规范习俗给予定名，即简明地按其质地（铜）、形态（奔）、性质用途（马）等要素给予概括。自北京展览时起，在文物界开始使用“铜奔马”一名，大家虽然仍有分歧，但毕竟这是一个偏于客观的描述，而不是似是而非的名称，众人尚能接受。“马踏飞燕”一名虽依然流行，但“铜奔马”一名也为国内国际所承认、尊重并使用开来。

总括起来，对铜奔马的阐释可大体概括为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汉代现实生活中良马形象的反映，以“天马—良马”说为代表；另一种认为是神话传说和想象中神马或马神的反映，以“天马—神马”“马神—天驷”说为代表。

由于工作之便，初世宾在造册建档撰写相关资料时曾仔细观察过铜奔马，他感觉“马踏飞燕”虽相当形象生动，叫起来也朗朗上口，但尚欠准确、科学。该马后蹄所踏明显不是燕，而是鹰隼一类（民间俗称鸟鹰），尾不分叉，大眼圆睛，头颈灵活可反顾180度，双翼收缩耸肩（这是鹞鹰击物时的典型形态）。翼端剑状长羽，尤其尾端有一未透的小圆孔，发掘报告认为应系固定于某器托的装置，其实这是猎鹰尾、足常常系铃、绹索的一种表示，马足所踏应是一只猎鹰。至于骏马，原出土时身上有鞍鞯缰络痕迹，跑姿是驯马学中著名的、人工培育出的“对侧步”，即同侧双足同时交替快速迈进，有轻盈、平稳、持久的特点，青藏、蒙古、阿尔泰草原统称“走马”。将马和鹰隼联合融糅一起的文学描写，唐诗汉赋中多有脍炙人口的佳句。

1973—1974年，国家文物局组织“文革”以来中国出土文物首赴欧洲展览，甘肃博物馆派初世宾去故宫武英殿为甘肃铜奔马等著名文物撰写资料，他提供的文字将马足所踏之物称作“鹰隼”“猎鹰”，负责组织介绍宣传材料的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同意其观点。1974年发掘报告中改“飞燕”为“两眼似鹰”的“飞鸟”，应是采纳了初世宾的观点。1996年，国家文物局组织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赴甘肃鉴定确认一级文物，也没有对“铜奔马”的名称提出异议。

动物考古学家周本雄认可铜奔马蹄下的飞鸟不是燕子，且把上述猛禽类“鹰隼”的范围缩小到了“隼”。至于铜奔马本身，他认为应是阿拉伯马系的“大宛马”“汗血马”之类外来马或改良的表现，也即汉武帝时期所谓的“天马”，而非先秦至秦代东亚当地的蒙古马（周本雄  1988）。据已故中国农科院兰州畜牧所养马专家、山丹军马培育者崔堉溪教授研究，铜奔马之形体兼有西域马和蒙古马种特征，乃汉武帝以来引进西域良种杂交改良之结果。今天甘肃天祝、山丹一带的走马，马驹出生就会走“对侧步”，这属于蒙古马系的一种优良遗传基因（崔堉溪  1999）。

故宫博物院顾铁符认为，雷台铜奔马和古代《相马经》所要求的，可以说处处合辙。因此这匹奔马应是《相马经》的形象化，无疑是一件相马用的铜马式（铜铸而成的骏马的标准式样）。针对关于雷台铜奔马反映马的种属的种种推测，他认为马式的马从来就不代表某一马种，而是具备了所有马种中良马的共同标准。雷台奔马既然是马式，倘使想要辨别它是某一马种，是得不到任何结果的。至于奔马足下之鸟，他援引奔马出土后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的西汉初年《相马经》帛书，认为应表现的是帛书中的“袭乌”，“袭”即“及”，与“逮”字意思相近，也就是说那匹马的速度，可以追得上飞翔的乌鸦（顾铁符  1982）。

1973年，敦煌学专家常书鸿在《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雷台铜马应为汉代文献中的“天马”，惜未展开论述。据说当初甘肃省博物馆的专家在编写发掘报告时，也曾联想到天马。但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宣扬“天马”就是“封资修”的黑货；“批林批孔”运动中又披露林彪曾书写过“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条幅。鉴于当时的政治气候，编写者没敢提天马这个说法。现在说起来也令人哑然失笑。

1983年，兰州大学牛龙菲在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上，提出铜奔马应为“天马龙雀”，可称为“马超龙雀”。他的主张来自张衡《东京赋》之“龙雀蟠蜿，天马半汉”（李善《文选注》释其言：“龙雀，飞廉也。天马，铜马也。”），龙雀蜿蜒太空，神马遨游云汉，牛龙菲认为天马指西域宝马，该马足下物应为飞廉（又称风神），“马超龙雀”，寓意神马快过风神（牛龙菲  1984）。但有学者指出，据汉末学者注释，飞廉龙身豹尾，双翼似足，兼有龙 蛇、鸟雀之形，与铜奔马完全不类。或认为铜奔马并非“天马”，应当命名为“马神—天驷”（伍德煦等  1984），其所踏为飞鸟。 曹定云认为应命名为“天马逮乌”，其中的“乌”是太阳的代称，“天马”则显然是天上之神马（曹定云  2004）。尽管对飞鸟阐释不同，但上述诸说都认为铜奔马是非写实的，与汉代现实生活中的马（河西当地、西域、大宛等良马）无关。

张永明等不同意上述认识，认为雷台铜奔马系写实的“天马”，它更接近马援《铜马相法》（见《后汉书·马援列传》注）中良马的标准，应是“以东汉武威现实生活中的改良天马为模特儿塑造出来的”；而其蹄下之鸟，仍以飞燕为是（张永明等  1987）。胡平生等学者也认可铜奔马是相马法式的观点。

有学者注意到南朝沈约诗“紫燕光陆离”、梁简文帝诗“紫燕跃武，赤兔越空”以及李善注谢灵运诗所谓“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一名飞燕骝”等资料，认为武威铜马足下的飞燕无疑是用来比喻良马之神速，所以“铜马应直截了当取名为‘紫燕骝’或‘飞燕骝’。三字之名恰合古意，最为雅训贴切”（张崇宁  1999）。王子今则认为“从武威雷台铜马的造型看，现在还很难以某种古代文献所见名马的名字为其定名……而且实际上， 制作者的原意也未必是具体象征某一匹马”。他认为铜奔马仍应称为“天马”，是对汉武帝追求的西方良马及其反映的时代精神的写照（王子今  2001）。

河西地区，自秦代起经西汉，一直到东汉中叶的300年里，历来是养马的重点地区。武威原是武威郡治所在地，从东汉到曹魏更递为凉州刺史治所，一直是西北重镇之一。有外来的铜马式流散至此或本地复制马式，或摹写西域与本地引进良马，都是很自然的事。

目前，“铜奔马”是文物界和学术界广泛使用的名称。这个名称虽短，但包含了质地、特征、器形信息，符合文物定名规范。最早提出“铜奔马”定名的初世宾同时也意识到，该名称虽基本符合文物本身特点与定名规范，但稍欠确切。首先因为“奔”字今天易被误解为“狂奔”，而古代“奔”“走”二字意义相近，都是快步急驰的意思。此外，“铜奔马”的定名，也未能涵盖对飞鸟含义的阐释，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这是在无法确知其名的情况下按文物学约定俗成的规范暂定其名。“铜奔马”的命名已使用多年，并被国内国际认可和接受，该文物是享誉世界的明星级文物，其名称不宜轻易改动。但同时，文物的真正名称，除非记载有原名，否则皆属后人研究、推测或命名，作为学术问题可以切磋商榷。现有定名不影响社会各界对文物的研究探讨，社会各方均可参与研究、各抒己见，这样既可以为收藏单位准确命名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也有利于深入挖掘揭示文物的价值内涵。

遗憾的是，在对于雷台墓和铜奔马的基础研究都相对缺位的情况下，过分解读和臆想其内涵，并无益于研究的深化。譬如，连墓葬的年代都未正式确定，单凭铜奔马蹄下那只飞鸟的模糊外形，怎么能判断它到底是燕、雀还是乌、隼呢？怎么能知道它是 被“踩”“踏”，还是被“逮”“超”呢？不放到其所处的时代中去探寻，是无法还原其本来面目的。

[本文摘自：许宏《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一）》，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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