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邦出东方丨壹•从公园中的铜像说起

2015年盛夏，“纪念郑州商城发现60周年暨韩维周、安金槐、邹衡先生学术成就研讨会”，在绿城郑州召开。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在郑州商都考古遗址公园中，举行了三位著名考古学家的铜像揭幕仪式。（郑文  2015）

这三位中，安金槐以“新中国河南考古第一人”著称，邹衡以“夏商周考古第一人”著称，他们二位在郑州商城（遗址命名中的“商”已进入阐释层面，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类似命名还有“偃师商城”、“洹北商城”等，相关问题将在下文中讨论。为行文方便，本文仍沿用这些约定俗成的提法）的发掘与研究中，功绩卓著。唯独在研讨会所列三位中名列第一的韩维周，却是连我们考古圈内的好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按圈内严谨的说法：“韩维周先生，是二里岗商代遗址发现者。”但媒体则浓墨重彩地赞誉道：“上世纪50年代，以时任小学教师韩维周在郑州二里岗发现大量绳纹陶片和磨光石器为开端，一座沉寂3000多年的商代早期王都的神秘面纱被最终揭开。”有人评价其为“郑州商城发现第一人”。

图：韩维周（下左）、安金槐（下右）、邹衡（上右）铜像

三位考古学家分别发现了“二里岗”这处小遗址点，由此命名了考古学上的“二里岗文化”，又由此出发揭开了这个文化的最高结晶——庞大的“郑州商城”都邑，而这座大都支撑起了一个改写中国文明史的大时代——“二里岗时代”。中国是个文献资源丰厚且有重史传统的国度，“二里岗时代”也被自然地推导为早于殷墟时代的“殷代”、“商代”、“殷商王朝”的早期，这座大都则分别被推定为第一任商王汤和第十一任商王仲丁所都，一旦进入了传世文献和考古遗存整合研究的层面，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可想而知的（详后）。上述引号中的这些概念，恰是本文的关键词。

关于“二里岗”这个小地名，还有稍咬文嚼字的必要。

在考古学这个讲究规范、比较叫真儿的学科里，常有遗址名、文化名写法不一的情况，譬如这“二里岗”，就有写作“二里冈”的，究竟哪个对呢？追根寻源，考古遗址定名习用当地小地名，由口耳相传到“文字化”，就来了问题，写什么的都有。考古人或出版者如果只录一种，即便错了，也就将错就错，至少纸面上没有矛盾。问题是纸面上也往往不一样。

郑州二里岗就是其中一例。查最初的考古报告《郑州二里冈》（河南省局文工队  1959），封面和版权页，乃至目录、页眉都是“二里冈”。按说该定论了，但偏偏正文及插图文字又都是“二里岗”。合理推测，后者才应是出自发掘者之手，且据说当地百姓就是叫“二里岗”（在北方，第三声的场合的确更多）。

图：《郑州二里岗》（1959）、《二里岗街道志》（2021）书影

这使得有“学术洁癖”的笔者产生了深深的顿挫感。2002年，应《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主编杨锡璋和高炜先生的恳请，我作为“自家人”给他们的书稿“挑错”通校。为其高度的责任心和诚意所感，我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间隙，通读了数十万字的书稿。在向二位前辈谈我的意见时，就专门指出了“冈”和“岗”的不同，坚决认为遗址名用字应以经典报告的版权页为准。已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考古所  2003）采用“二里冈”，也许和我的这种坚持有关？

但有了上面的梳理，我们却没有一种轻松感，更多的反而是困惑和无所适从。现在，我反过来坚持以“二里岗”为确，一个重要旁证，是作为官方行政区划的现地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二里岗街道办事处（为避免不必要的混乱，本文一律统一为“二里岗”）。

话题回转，上文这三位考古学家会不断出现于本文的叙述中，引领我们回望那些大发现与推理假说层出不穷的火热年代。我们先回到上引媒体的报道，其中还透露了韩维周曾任小学教师的细节。一位小学教师，何以能跻身于“著名考古学家”之列，而有铸像缅怀的身后哀荣？

让我们回到七十多年前的郑州。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

郑文：《纪念郑州商城发现60周年暨韩维周、安金槐、邹衡先生学术成就研讨会召开》，《中国文物报》2015年7月24日。

中共郑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二里岗街道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21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侯卫东：《郑州商城与王畿区域聚落考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