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许宏

大邦出东方丨叁•大都填补大时代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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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4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对上古时期文化发展脉络的认知,还仅限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墟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尚属“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中文版见梁思永  1954),而殷墟文化则因甲骨文的发现和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被确认为商代后期文化,已步入青铜时代兴盛期。历史学家曾一度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推断为传世文献中夏王朝的遗存。史载商汤灭夏,灭夏后的商代前期文化何在?限于材料,这段历史仍扑朔迷离。而20世纪50年代相继发现的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就填补了从龙山文化到殷墟文化这数百年的历史空白。这数百年,也是从无文字的史前时代,经文字虽萌生而尚未起到关键作用的“原史时代”(详后),步入以甲骨文的出现为标志的历史时代的关键期;更是以青铜文化遗存为载体、以礼乐文化为表征的独特的东方文明形成的关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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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里头到殷墟时代都邑级聚落分布(依陈筱 2021改绘)
说起二里头文化的最初发现,还是不能不提到韩维周。他在省文物部门工作期间,又作为文物工作队的小组负责人,在率队发掘登封玉村遗址时,在这里发现了一种新的文化遗存。他敏锐地意识到“下层文化中所出之物,从型式与作风上看,都比较陌生,不惟与安阳小屯的出土物不同,即与郑州二里岗的遗物相比,亦大有区别”,因而得出“玉村与二里岗遗址,似属于两个文化系统”的结论。至于在玉村遗址下层发现的这种文化遗存,“应列入我国历史中的哪一阶段,颇值研究”(韩维周等  1954)。这就给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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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登封玉村遗址发掘简讯

这类文化遗存,后来在郑州和洛阳地区陆续被发现,1956年郑州洛达庙遗址的发掘,大致确认了其早于二里岗商代文化、晚于当地龙山文化的年代序列。这类遗存后来曾被称为“洛达庙类型文化”(考古所  1961)。因洛阳偃师区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内涵较洛达庙遗址更为丰富和典型,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夏鼐将其称为“二里头类型文化”,后改称“二里头文化”(夏鼐  1962、1977)。可以说,玉村遗址是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发现地,韩维周在其中也是立有首功的。

现在我们知道,“二里岗下层”最早的一段与二里头文化相衔接,“二里岗上层”最晚的一段又接续上了殷墟文化。这二里岗文化及其所处时代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表: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文化基本情况比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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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文化基本情况比较(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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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作为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二里头最先崛起于中原,开启了以中原为中心的王朝文明的历史进程(许宏  2016、2021)。但就延续了千余年的中原王朝文明而言,二里头都邑与二里头文化只不过是一个先导,紧随其后的郑州商城与二里岗文化才揭开了中国青铜时代兴盛期的大幕,真正进入中原中心碾压周边的时代。随后的殷墟时代虽然在都邑规模和青铜工业上续有进展提升,但其空间扩展的张力反而不如二里岗时代,都邑聚落形态也迥异于郑州商城,而回归到与二里头相近的“大都无城”的模式。要之,郑州商城与其前的二里头,其后的殷墟,既有密切关联和延续性,又有其个性与特质。那么,郑州商城的特质何在?又该如何看待这些特质?这是我们要在本文中加以推衍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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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考古学报》1954年第1期。

陈筱:《中国古代的理想城市——从古代都城看<考工记>营国制度的渊源与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韩维周、丁伯泉等:《河南省登封县玉村古文化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6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

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考古》1962年第9期。

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司媛:《二里头、二里岗时代青铜礼容器的空间分布及意义》,《中原早期青铜时代——聚落与礼器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23年。

陈国梁:《二里头文化铜器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许宏:《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明的崛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夏文化研究中心编:《中原早期青铜时代——聚落与礼器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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