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厦门高崎渔港中的圆口类及软骨鱼类

坐落于闽南-台湾浅滩渔场西北方位的厦门，自古以来便是中国境内重要的渔业重地。早在数千年前，栖居于这里的闽越族人便已开始在近海开展渔业捕捞活动了；而在商周时期之后迁入这里的中原汉人，则为这一带的渔业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时至今日，厦门及其周边海域对于福建省乃至整个中国境内的渔业生产仍起着重要作用，置身于这里的渔村码头，你不仅可以感受独树一帜的中华海洋文明，更可以一睹台湾海峡一带的生物多样性。

2025年伊始，借着去厦门交流学习的机会，我得以有机会一睹福建南部富饶的渔业资源，而其中的圆口类及软骨鱼类自然最令我感兴趣。这并非我第一次涉足厦门，早在2018年，我便曾到访过厦门八市，在那里搜寻散落于市场中的软骨鱼类，并将相关经历整理成《厦门八市：烟火气间的软骨鱼分类学》一文。但彼时缺乏经验的我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市场中出现的软骨鱼类大都是被鱼贩挑选过的食用鱼类，无论是在种类还是在数量上都不足以反映当地真实的物种多样性。因此，这次我将目的地改为了厦门岛西北一隅的高崎渔港，这里是厦门岛内最大的水产品集散地，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渔获物被运至此地，并销往岛内各处。遗憾的是，或许是由于年关将至，渔民出海频率下降；亦或是受季节和海上气象原因影响，此行所看到的物种数目并没有我预期中那么令人惊喜，但作为一篇推文呈现出来显然是足够的。下面，就让我们借此机会，在高崎渔港，看看有哪些在市场中可能并不常见的物种吧。

此行带给我的第一个惊喜，莫过于在一堆由蛇鳗、前肛鳗、小裸胸鳝等鳗鲡目鱼类为优势种的渔获物中发现了几尾蒲氏黏盲鳗/Eptatretus burgeri，贯穿背部中线的一条白带为这一物种最为显著的辨识特征。尽管身为中国近海最为常见的盲鳗，但考虑到厦门一带的渔船作业深度通常不大，因此能在这里看到蒲氏黏盲鳗确实是一件令人颇为意外的事情。尽管名带“鳗”字，但盲鳗却并非真正的鱼类，而是无颌总纲（亦被称为圆口总纲）属下盲鳗纲的物种。顾名思义，这一总纲下属的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颌，它们只能凭借口中的角质齿刮取猎物的肉吞入腹中。由于多栖息于深海底层，盲鳗的眼部已高度退化，但它们敏锐的嗅觉却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点。蒲氏黏盲鳗体侧具81-87个黏液孔，在感受到威胁时会分泌出遇水即会凝结的黏液，以保护自己免遭捕食。尽管长相略有些惊悚，但在韩国，蒲氏黏盲鳗却被视为高端食材，常常出现在沿海地区的海鲜餐厅中。而在这里，它们的待遇就没有那么高了，在被捕获后往往只能随其它低值渔获物被一同售卖，或是直接被丢弃。

比起相对罕见的盲鳗，高崎渔港中的软骨鱼类要更为常见一些，这其中数量最多的当属大吻斜齿鲨/Scoliodon macrorhynchos，其在福建南部的近海渔获物中占据着相当的比重，这很大程度上与大吻斜齿鲨较短的性成熟周期、较强的繁殖力及较大的种群基数密不可分。福建沿海一带一直有食用鲨鱼丸的饮食习惯，而其中最为常见的原料便是大吻斜齿鲨，当地的鱼丸加工者会将大吻斜齿鲨经去头、去内脏、剥皮、去骨等工序后加工成“鱼柳”，再将其打成口感爽滑的鱼丸。除此之外，鲨鱼羹、鲨鱼滑也是大吻斜齿鲨的常见吃法。在高崎渔港中，大吻斜齿鲨几乎随处可见，有些鱼贩会专门收购成筐的大吻斜齿鲨，将其加工后零售。

在高崎渔港中，随处可见的大吻斜齿鲨可能是数量最多的软骨鱼类之一，其同时也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捕捞量最大的小型鲨鱼之一，鱼贩常常会大量购买大吻斜齿鲨，并将其加工成鱼丸、鱼滑等食品出售。

除了大吻斜齿鲨外，灰星鲨/Mustelus griseus也是高崎码头中的“抢手货”，这一物种同样是闽南-台湾浅滩一带的常见鱼种，渔获量较大，因此在市面上非常常见。尽管灰星鲨在吻部及颌齿形态、眼部尺寸、第二背鳍大小等诸多形态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但由于体型相近且肉质相似，厦门本地渔民并不会把大吻斜齿鲨和灰星鲨加以区分，而是将两者统称为“小白鲨”。此时正值灰星鲨的临产季，因此在码头中往往能见到不少怀孕的雌性灰星鲨，这一物种为典型的胎生软骨鱼类，因此其腹部并没有挂着大大的卵黄囊，而是靠延长的脐带连接母体子宫壁上的胎盘，与母体直接发生组织上的联系。

和大吻斜齿鲨一样，灰星鲨同样也是福建南部近海常见的次要经济鱼类之一，在厦门一带产量颇丰，除了被制成鱼丸外，一些摊位也会提供经过“去沙”处理的灰星鲨整鱼供顾客选购。

从母体内剖出的灰星鲨胎儿，由于正值繁殖季，因此此时捕获的个体中，怀孕雌鲨的比例并不在少数，由于这些胎儿并无食用价值，因此被剖出后往往只有被丢弃的份儿。

尽管高崎码头中每天上岸的“小白鲨”多达数百筐，但仔细观察，寻常处亦会存在不期而遇的惊喜。比如说，眼前这筐灰星鲨中即混杂了几条未成年的台湾角鲨/Squalus formosus。这一物种在国内文献中曾一度被记载为“高鳍角鲨/Squalus blainvillei”，直至2011年才被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团队确认为新物种。目前我们对台湾角鲨的具体分布区域仍不明确，已知的分布区仅限于琉球群岛及台湾东北部海域，但就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这一物种的分布区之广，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现有的认知范围。在表层水温较低的冬季，台湾角鲨很有可能会上浮至较浅水域活动，这或许是此时我们能在作业深度并不算大的近海拖网渔获物中看到它们的原因。

极具辨识度的路氏双髻鲨/Sphyrna lewini同样是冬季高崎码头中常见的软骨鱼类之一，由于这一物种喜集群活动，因此常常会有同一网渔获物中出现大量路氏双髻鲨的情况发生。在鲨总目演化树上，路氏双髻鲨所在的双髻鲨科是相当“年轻”的一支；凭借着向两端延伸的头髻，路氏双髻鲨可以凭借其上着生的罗伦氏瓮感知猎物发出的生物电，从而精准定位猎物；在游动时，头髻产生的额外升力还可以帮助路氏双髻鲨最大程度的节省体能。2018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路氏双髻鲨的种群评估等级上调至极危（CR），但这一评估数据的准确性仍有待更进一步研究加以确认，无论如何，在不考虑物种实际分布范围、繁殖力等诸多因素及IUCN内部的评估机制，而仅仅凭借现有评估等级宣称路氏双髻鲨“距离灭绝仅一步之遥”，显然有过于夸大其词之嫌。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路氏双髻鲨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十分常见，中国近海的路氏双髻鲨种群状况目前并未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长期监测，因此国内现行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并未将这一物种列入其中。但国内部分群众乃至执法者却仍常常将本种误认为是保护动物。当我在此试图拍摄成筐卸下的路氏双髻鲨时，便受到了渔民的阻拦，而当我追问渔民为何对此避讳时，渔民却只字不提，这其中显然有受部分错误宣传而误导的可能。我在这里并非反对路氏双髻鲨入保，但很显然，任何物种被核准为名录内的保护种，并受相关法律保护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调查及论证，以保证有限的保护资源用在应当被保护的物种上。借用一位老师的观点，我们的保护工作，永远不是让名录上的受保护物种越积越多，而是让更多的物种种群得到恢复，从而摆脱濒危的现状——甚至是在未来有朝一日，其种群恢复到得以从保护名录上被除名。

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这条近80cm长的狭纹异齿鲨/Heterodontus zebra，异齿鲨是少数存在显著齿型分化的软骨鱼类，其颌骨前侧的多峰齿用于咬住猎物，后侧的铺石状齿则可以碾碎猎物坚硬的外壳，这种齿型的特化与其偏好捕食软体类、甲壳类等带坚硬外壳的猎物息息相关。在福建南部，狭纹虎鲨常见于冬春季节的渔获物中，在其它季节则较为少见，这可能与本种在冬季洄游至近岸进行繁殖有关。在繁殖季内，雌性狭纹异齿鲨会多次产卵，每次产下2枚带有革质卵鞘的螺旋形卵囊，并利用其末端的流苏将其固定在柳珊瑚、海藻等附着位点，防止其被水流冲走。除了成体之外，冬季的高崎渔港中还常常能发现幼年狭纹异齿鲨的身影，随着年龄的增长，狭纹异齿鲨的背鳍会逐渐变得低矮，体表黑褐色的斑纹也会稍有变淡。

巨大的雄性狭纹异齿鲨，可以注意到其两背鳍前均具有锋利的背鳍棘，其末端连接有毒腺，在受到捕食者威胁时，狭纹异齿鲨即可以利用背鳍棘进行防御。

尽管早就曾了解过其在福建沿海数量众多，但当我看到眼前成筐的沙氏锯尾鲨/Galeus sauteri时，多少还是稍稍地愣了一下。不同于东海大陆架外缘海域常见的伊氏锯尾鲨/Galeus eastmani，沙氏锯尾鲨通常栖息于水深60-90m的浅层海域，因此其更易被近海作业的渔船捕获。锯尾鲨得名于其尾鳍上叶前缘的2纵行扩大呈锯状的盾鳞，这一特殊构造的具体用途目前尚不知晓，其很有可能具有防御功能。尽管产量并不算小，但由于体型较小，因此沙氏锯尾鲨的食用价值远不及数量更多的大吻斜齿鲨及灰星鲨，自然难登大雅之堂。

成筐贩售的沙氏锯尾鲨，尽管这一物种在福建南部一带同样产量巨大，但由于体型较小，其食用价值亦相对较低，在捕获后通常作为下杂鱼类处理。

沙氏锯尾鲨尾鳍上叶前缘特写，可以注意到显著的锯状盾鳞，“锯尾鲨”一名便正是由此而来。

在高崎码头的一处垃圾堆中，我找到了这条小巧可爱的梅花鲨/Halaelurus burgeri，考虑到此时正值梅花鲨的繁殖季，这尾个体很有可能是最近才破壳而出的幼鱼，尽管尚且年幼，但其体表的梅花状黑斑早已清晰可见。偏底栖性的梅花鲨是福建沿海底拖网渔获物中的常客，其抽吸式的呼吸模式保证其即使是在静止不动的情况下也可以呼吸自如，加上相对较为顽强的生命力，因此我们经常能在码头看到活着上岸的梅花鲨。遗憾的是，由于在捕捞过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网具剐蹭而造成的内伤，这些被捕获的梅花鲨大多无法被长期饲养。

不远处，一条幼年的哈氏原鲨/Proscyllium habereri同样出现在了这堆垃圾中。尽管同为幼鱼，但不同于前面的梅花鲨，这条哈氏原鲨体表的斑点排列相当稀疏；而在成年之后，哈氏原鲨体表的斑点便开始变得密集起来，除了依靠背鳍位置判断外，我们此时已很难一眼将其与梅花鲨分辨开来。成年后的哈氏原鲨在斑点排布上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因此早期博物学家曾一度将这些种内差异视作划分不同物种的依据，直至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突飞猛进，这一谬误才得以被纠正。哈氏原鲨在闽南-台湾渔场并不算少见，其曾用名“哈氏台湾鲨”，即来自于这一物种的模式产地——台湾沿海。

高崎渔港内出现的鲨鱼并非全都是不起眼的小型种，眼前这条约1.5m的星云扁鲨/Squatina nebulosa即是很好的例子，事实上，这么大的扁鲨在这里并不算是稀罕物，一些专门加工软骨鱼的商铺甚至会特意购买扁鲨，并将其“去沙”后分割出售或打制成鱼丸。尽管星云扁鲨在华南一带沿海的底拖网渔获物中并不算罕见，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局域分布，且存在性成熟周期长、繁殖能力弱等生物学特征的大型底栖性鱼类，扁鲨相较于那些全球性分布的中上层软骨鱼类有着更高的灭绝风险。但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我们仍未对西北太平洋海域几种扁鲨的具体种群动态进行过详细且全面的研究，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相关保护政策的出台与实施。

在熙来攘往的高崎渔港，有时惊喜就暗藏在角落之中。比如说，这条巨大的真鲨即悄无声息地蜷缩在渔港一隅的一处箱子中，若不是无意中瞥见，我可能真的会与这个大家伙擦肩而过。真鲨属的物种向来以难以鉴别而著称，但根据高耸的第一背鳍、宽大的头部、两背鳍间缺失的纵嵴及素色的各鳍后缘，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条铅灰真鲨/Carcharhinus plumbeus。铅灰真鲨可能是中国沿海分布最广的真鲨之一，北至辽宁，南及南海诸岛都能发现这一物种的身影。尽管体型巨大，但铅灰真鲨却鲜有攻击人类的记录，其主要以中小型鱼类及头足类为食。厦门一带的大型真鲨并不算常见，除铅灰真鲨外，灰真鲨/Carcharhinus obscurus、低鳍真鲨/Carcharhinus leucas、黑边鳍真鲨/Carcharhinus limbatus等物种亦会偶尔出现在高崎渔港，由于体型巨大，这些大家伙们往往会被分割后进行出售。

上图中的铅灰真鲨体长约有2m，这样庞大的大型真鲨在渔港中并不算常见，由于体型巨大，渔民往往会将其分割后进行出售，像眼前这样完整的个体可谓难得一见。

相较于鲨类，高崎渔港中的魟鳐类要更加常见。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被称作“龙纹鲨”的尖犁头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澳洲尖犁头鳐/Rhynchobatus australiae、无斑尖犁头鳐/Rhynchobatus immaculatus以及相对来说略为少见的平滑尖犁头鳐/Rhynchobatus laevis，几乎涵盖了中国沿海分布的所有尖犁头鳐属鱼类。长期以来，长期以来，尖犁头鳐属内曾被认为仅存在及达尖犁头鳐/Rhynchobatus djiddensis一种，但2018年基于形态学及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却证实了以往认知中的“及达尖犁头鳐”实际上是一个复合种，不同种尖犁头鳐之间可以凭借肩斑的有无、吻部轮廓形态、第一背鳍与腹鳍的相对位置、喷水孔外褶和内褶的相对长度等一系列形态特征加以区分。但时至今日，尖犁头鳐属内的形态学分类仍混乱不堪，一些被用于作为形态学鉴别特征的依据是否确实通用，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加以验明。

在福建沿海，犁头鳐因其体态不甚扁平，而被渔民归类为“鲨”而非鳐魟类，因此，厦门市场中出售的“鲨鱼丸”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由尖犁头鳐制成的。除了鱼肉外，尖犁头鳐背鳍及尾鳍制成的鱼翅也被视作鱼翅中的商品，尖犁头鳐的吻软骨也可用于食用，即著名的“鱼唇”。每年夏末秋初，在闽南-台湾浅滩一带进行底拖网作业的渔船常常会捕获众多体长30-40cm之间的新生尖犁头鳐，说明这一带可能存在尖犁头鳐的育儿场。遗憾的是，我们如今对中国境内尖犁头鳐的种群现状仍一无所知，它们的分布范围及种群数量如何？是否同样面临着底拖网渔业的严重威胁？在相关研究开展之前，一切都尚且是未知数。

平滑尖犁头鳐在形态上与澳洲尖犁头鳐较为相似，但其吻缘相对平直，且第一背鳍起点约与腹鳍起点相对，凭借这些特征即可以将两者很好地区分开来。

高崎渔港中的小型犁头鳐同样精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斑纹犁头鳐/Rhinobatos hynnicephalus，这一物种因其体表的同心圆状点纹而得名。有趣的是，斑纹犁头鳐体表的斑纹在不同个体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有些个体如下图所示的个体这样清晰可见，另一些则较为黯淡。斑纹犁头鳐在福建沿海同样被冠以“龙纹鲨”的名号，但由于体型相对较小，这一物种并不及尖犁头鳐属的几个大型“亲戚”那般著名，除了有时会被批量运往加工厂制成鱼丸外，斑纹犁头鳐在市场中常常会被作为下杂鱼类处理。

许氏犁头鳐/Rhinobatos schlegelii同样是高崎渔港中颇为常见的物种，除了体表缺少华丽的斑纹外，许氏犁头鳐的吻部相较于斑纹犁头鳐也要更加尖突，一些个体的吻端甚至会变得膨大起来，看上去略有些滑稽。早期鱼类学家曾以吻软骨等形态差异作为鉴别特征，依据采集自台湾沿海的样本描述并命名了台湾犁头鳐/Rhinobatos formosensis这一物种，但如今这一物种已被最新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归并为许氏犁头鳐的同物异名。相较于同属犁头鳐目的大型物种，诸如斑纹犁头鳐、许氏犁头鳐这样的小型物种因具有性成熟周期短、繁殖力相对较强等优势，因此在面对高强度的过度捕捞胁迫下，仍可以保持相对稳定的种群规模，高崎渔港中俯拾皆是的它们即是对此最好的例证。

如果单纯从数量上来讲的话，那么半魟属鱼类绝对可以算是高崎渔港渔获物中魟鳐类的优势类群。为什么这里要以整个半魟属为整体来计量呢？因为这一属内的物种实在是过于相似，以至于我们很难对其做到准确鉴定。在此次的探访过程中，我们至少辨识出了黄半魟/Hemitrygon bennettii与中国半魟/Hemitrygon sinensis两个物种，而在整个闽南-台湾浅滩，还栖息有光半魟/Hemitrygon laevigata、赤半魟/Hemitrygon akajei及奈氏半魟/Hemitrygon navarrae。由于中国近海的半魟属物种长期缺乏系统性的梳理，目前我们尚很难判断福建沿海是否还存在其它的半魟属鱼类，如果确实对此开展深入研究的话，或许将会有全新的发现。

由于没有其它软骨鱼那般浓烈的氨水味，诸种半魟在厦门人眼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厦门的大街小巷间，我们常能在鱼摊前发现被切的方方正正，整齐码好的魟肉块，而肥嫩的魟肝更是老饕眼中的珍馐，仅仅是最为简单的酱油水做法，便可以激发半魟最为本质的鲜味。因此，在厦门沿海所能见到的诸种魟鳐类中，售价最高的往往便是半魟属的物种，即便如此，愿为其掏腰包的食客们也是不绝如缕。

根据沿背中线连贯排列的结刺，我们可以大致判断，眼前的这几条半魟为黄半魟，这一物种是厦门近海最为常见的魟类之一，捕捞量巨大，且因肉质细嫩而备受消费者喜爱。

半魟类的鉴别一直是软骨鱼分类学中的一大难题，这条偏青紫色的半魟可能是未成年的中国半魟，尽管有关这一物种的相关资料十分稀少，但在厦门沿海，中国半魟的遇见率似乎并不算低。

在诸种半魟“光环”的掩映之下，隶属于新魟属的褐新魟/Neotrygon varidens似乎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同样也是高崎码头魟鳐类上岸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新魟属昔日曾面临过和尖犁头鳐属同样的“分类窘境”，曾几何时，古氏新魟/Neotrygon kuhlii曾被认为是新魟属门下唯一的物种，但自2008年以来，鱼类学家通过形态学与分子手段证实，新魟属事实上是一个包含至少16个物种的大家族，这大大颠覆了此前的固有认知。尽管体态与前面介绍的几种半魟类似，但褐新魟的肉质相对较差，且略带有氨水味，因此市场接受度远不及前者。

尖嘴矛鼻魟/Telatrygon zugei是另一种在高崎渔港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魟类，这一物种因其极度突出的吻端而得名。尖嘴矛鼻魟的全长最大仅达80cm，但在东海、台湾海峡及南海近海一带，这种不起眼的小型魟类却是当地泥沙质海床上常见的底栖鱼类，种群数量众多。即便如此，我们对这一物种的生物学研究也只是停留在起步阶段，其生活史细节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在厦门沿海，尖嘴矛鼻魟同样是卖不上价的低值魟类，在码头间常常是无人问津。

小眼矛鼻魟/Telatrygon microphthalma是矛鼻魟属的另一个物种。相较于尖嘴矛鼻魟而言，其体型要显著更大，仅体盘宽就可以达73cm以上。而在“身世”方面，小眼矛鼻魟也要更显扑朔迷离：这一物种最早于1948年由中国台湾鱼类学家陈兼善命名，模式标本采集自台湾基隆，而由于其正模标本已遗失，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本种与分布于日本的尖吻矛鼻魟/Telatrygon acutirostra为同一物种，并将前者列为后者的同物异名。但后者的命名时间为1988年，大大晚于前者，按命名优先律原则后者才应当被判为无效种。而部分日本学者则认为，这两个物种间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应当保持尖吻矛鼻魟的独立性，但目前尚无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因此两者间的关系如今仍扑朔迷离。目前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小眼矛鼻魟在华南沿海地区非常常见，当地沿海作业的拖网渔船时常能够捕获体型巨大的小眼矛鼻魟。尽管有体型优势，但由于肉质不佳且具有氨水味，小眼矛鼻魟往往很少会被运输至市场中贩售。

直至2011年，广泛分布于中国东南沿海、朝鲜半岛及日本沿岸的汤氏团扇鳐/Platyrhina tangi才被正式确定为新物种并进行描述。在此之前，这一物种曾长期被认为是中国团扇鳐/Platyrhina sinensis。事实上，国内老一辈鱼类学者早就注意到了两者间显著的形态差异，但由于真正的中国团扇鳐一直被误载为林氏团扇鳐/Platyrhina limboonkengi（该物种现已是无效种，被归为中国团扇鳐的同物异名），从而导致这一问题被搁置了大半个世纪后才得以彻底理清。两者间最显著的鉴别特征在于背部结刺的列数，汤氏团扇鳐的背部结刺仅有1列，而中国团扇鳐则有2-3列。尽管两种团扇鳐在闽南-台湾浅滩均有分布，但在高崎渔港，码头上卸下的团扇鳐几乎全部是汤氏团扇鳐。同样属于低值渔获物的它们并不受渔民和消费者的待见，即使价格低廉，也难有食客愿意购买。

在高崎渔港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甕鳐，但这里常见却并非是广布于北方沿海的斑甕鳐/Okamejei kenojei，而是偏暖水性的鲍氏甕鳐/Okamejei boesemani。鲍氏甕鳐背部整体呈红棕色，体表具斑点排列而成的星云状斑纹，在胸鳍后角处还有一对显著的环状眼斑。和多数甕鳐一样，鲍氏甕鳐也会展现出显著的性二型，雄鱼的吻部相较雌鱼要更为延长，胸鳍外角处亦会着生密集的小棘。鲍氏甕鳐在福建南部一带产量颇丰，但其在鳐类在南方沿海的食用接受度远不及魟类，因此售价较为低廉。一些颇具商业头脑的鱼贩会从南方购买大量的鳐类后冷冻，再将其运往向来有食用鳐类习惯的环渤海地区进行销售。

除了腹鳍末端发达的鳍脚外，雄性鲍氏甕鳐的吻部明显更为尖突，在胸鳍外角处亦具有显著的小棘，类似的性二型在甕鳐属乃至整个鳐形目中都普遍存在。

有时，高崎渔港的鲍氏甕鳐中会混杂另一些形态特殊的鳐类，这些鳐类体表由斑点构成的花纹更为密集且复杂，肩区还具有一对明显的椭圆形大斑，这便是尖棘甕鳐/Okamejei acutispina。由于栖息深度相对较大，高崎渔港中的尖棘甕鳐并不及鲍氏甕鳐那般常见，且能见到的个体多为幼鱼。此前我曾在浙江南部看到过大量捕获自东海大陆架外缘海域的尖棘甕鳐，其资源量甚至多到可以用货车成车装卸的地步。但在这里，偶尔出现的尖棘甕鳐多因体型小而得不到重视，往往只有被丢弃的下场。

沦落到“无人问津”地步的不只有尖棘甕鳐，眼前的这几条褐黄扁魟/Urolophus aurantiacus在高崎渔港的一处摊位前躺了一整天，仍是一条也没卖出去，等待它们的，将是被抛入鱼粉堆的宿命。尽管身为魟类，扁魟的尾部却并未特化成鞭状，在其尾刺后方不远处，长椭圆形的尾鳍仍清晰可见，因此在英文中，扁魟及与其形态相似的巨尾魟会被称作“Stingaree”，以便于“Stingray”，即更为“常规”的魟类加以区分。褐黄扁魟的繁殖季位于冬季，此时市场中所能见到的雌鱼几乎无一不“大腹便便”，其腹中即孕育着即将出生的胎儿。在中国境内，褐黄扁魟的分布区自东海中部一直延伸至北部湾一带，尽管其产量巨大，但在其分布区内，被捕获的褐黄扁魟普遍会被作为下杂渔获物处理——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样。

置身于高崎渔港之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不少舒展着“双翼”的日本燕魟/Gymnura japonica，宽大的胸鳍加上较短的尾部，使得它们显得与我们熟知的魟类大相径庭。若是仔细留意，我们还会发现部分在眼后带有白色大斑的燕魟，这些特殊的个体曾被视作是一个独立物种——双斑燕魟/Gymnura bimaculata，但后续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则证实，这种形态学差异仅仅是日本燕魟的种内差异而已，基于这一发现，如今双斑燕魟已被归并为日本燕魟的同物异名。燕魟是相当慵懒的底栖性鱼类，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会将躯体整个埋入沙中，只露出双眼观察四方；但在感受到威胁的时候，它们也会快速拍打起双翼，以最快的速度逃之夭夭。福建南部沿海的日本燕魟相对较为常见，其有时也会被运往市场中切块贩售，虽然肉质远不及半魟那般鲜嫩，但同样也是较受消费者接受的软骨鱼类。

中国沿海共分布有3种燕魟，日本燕魟是其中分布范围最广，最为常见的物种，上图中为常规色型的日本燕魟，其体色均一，其活体胸鳍上具密集的模糊暗斑，在死后会逐渐褪去。

上图中这种眼后具一对白斑的燕魟曾被认为是独立物种，即“双斑燕魟”，如今已从分子层面被证实其实际上为日本燕魟的种内变异，这种白斑型个体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相当常见，其遗传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下图中的这条燕魟与前面我们见到的日本燕魟有诸多差异，仔细观察，其胸鳍处有明显的白色斑点，尾部具9条暗色横纹。种种特征都表明，这尾个体很有可能是条尾燕魟/Gymnura zonura，遗憾的是，当时的我并未注意到这些细节，更未仔细检查这一物种最为显著的特征——尾基部是否具背鳍1个，因此无法百分百肯定这一物种的真实身份。尽管远不及日本燕魟那般常见，但条尾燕魟亦时常会出现在福建南部的拖网渔获物中。由于形态差异较小，我们很容易便会忽略这些混杂在日本燕魟中的“奸细”，这条条尾燕魟即是被我想当然认为是日本燕魟，直到后来整理照片时才发现其端倪。

说起在华南沿海最不受欢迎的魟鳐类，那么诸种电鳐或许榜上有名，这其中最为常见的，莫过于黑斑双鳍电鳐/Narcine maculata。凭借着体侧的肾形发电器官，黑斑双鳍电鳐可以发出30-80V的低压电，用于捕食及自卫。福建沿海的渔民将电鳐称作“麻鱼”“振手鯆”，这源于其在用手捕捉电鳐时，会因接触到电鳐受惊发出的电流而感到麻痹。而由于电鳐的肉质接近凝胶状，因此少有人会选择食用它们，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会像下图这尾黑斑双鳍电鳐一样，静静地躺在下杂鱼堆中，等待着被打成鱼粉。但在医学领域，电鳐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早在古罗马时期，活体电鳐就已经被应用于治疗痛风、风湿病、癫狂病等疾病了，大概可以算得上是电疗的雏形；如今，从电鳐发电器官中提取、纯化的 AchR 蛋白可用于构建自身免疫性重症肌无力动物模型，在临床医学上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在渔民眼中略显“鸡肋”的大鱼，如今却在科研方面大放异彩，确实很令人不可思议。

在码头的地面上，我发现了这尾舌形双鳍电鳐/Narcine lingula，尽管全长不足30cm，但发达的鳍脚却说明，这尾个体已经达到性成熟。福建沿海至少分布有5-6种不同的电鳐，其中在厦门沿海最为常见的便是黑斑双鳍电鳐和舌形双鳍电鳐。这两个物种间的关系一直纠缠不清，尽管少部分学者认为两者很有可能为同一物种，但主流分类观点还是将两者各自划分为独立物种。舌形双鳍电鳐体背部的斑点为大圆斑，且排列较为稀疏，显著区别于黑斑双鳍电鳐小而密集的斑点；此外，两者还可以通过鼻部与口的相对比例加以区分。除了这两者外，日本单鳍电鳐/Narke japonica同样也是厦门沿海的常见种，但此行我却并未有机会在码头一睹其真容。

被随意抛弃在路面上的舌形双鳍电鳐，尽管表皮有些磨损，但其背部密集的大圆斑仍清晰可见，由于肉质近似凝胶状，中国沿海几种双鳍电鳐的食用价值都很低，在捕获后常常会被丢弃。

当我第一眼看到这条体盘宽超过1.2m的巨型魟类时，内心多少还是感到些许震撼的。尽管其腹面朝上，但根据粗短的尾部及尾下缘延长的皮褶，我可以肯定，这是一尾迈氏副条尾魟/Taeniurops meyeni。在水族馆中，迈氏副条尾魟是相当常见的大型观赏鱼类，尽管部分水族馆已实现了这一物种的全人工繁殖，但现阶段仍需依赖野捕以供应需求巨大的水族市场。相较于动辄几十万至数百万元的活体，冰鲜保存的迈氏条尾魟要便宜得多，仅能卖出十几元一斤的价格。即便如此，碍于巨大的体型，这样的大型魟类在码头上往往少有人问津，只有一些专门加工软骨鱼的店铺会批量收购，将其分割成小块后再进行售卖。不得不承认，身为外人，在这里看到巨大的迈氏副条尾魟被平铺在地上，多少有些“暴殄天物”之感，但对于渔民而言，这已是家常便饭。

在一家批量加工软骨鱼类的店铺前，我见到了这条刚刚上岸不久的巨型鬼深魟/Bathytoshia lata，其体盘宽接近1.7m，体重达到了惊人的200kg，绝对是这几天高崎码头中体型最大的软骨鱼类。鬼深魟最为显著的鉴别特征在于其体背部的大片结鳞及尾部密集的结刺，加上巨大的体型，几乎不会与其它魟类相混淆。这里的鱼贩还为我展示了娴熟的分割技巧：在面对这样的大型魟类时，它们会先将尾部卸下，再将腹部剖开，沿脊柱及鳃笼的轮廓将魟的两扇胸鳍卸下，之后进行剥皮和分割，整套过程行云流水，即使是曾在实验室中练习过软骨鱼解剖的我，在面对这样如庖丁解牛般的刀法时，也会赞叹不已。

体型巨大的鬼深魟，其背部的结鳞及尾部密集的结刺是重要的鉴别特征；上图中这尾鬼深魟的体重达到了200kg，这么大的个体在码头上并不算罕见，据鱼贩声称，此前还曾遇到过体重达300kg的超大个体。

被鱼贩大卸八块后的鬼深魟，经验老道的鱼贩会将大型魟类的胸鳍卸下，随后割下其口咽部发达的肌肉，剩下的内脏、脑颅、脊柱及尾部则会像上图这样被丢进垃圾桶。

不远处的地面上，两尾长尾斑魟/Maculabatis macrura正静静地踞在筐中。这一物种曾一度被视作齐氏斑魟/Maculabatis gerrardi，直至2016年才被正式拆分出来。齐氏斑魟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于其背部规则排列的浅色斑点，这些斑点几乎覆盖了其背部约2/3的区域。由于体背部覆盖有排列紧密的大颗粒盾鳞，颇为美观，长尾斑魟也常常被用于皮革行业，其生皮可用于包裹刀剑的柄及鞘，经鞣制后的皮革则是大名鼎鼎的“珍珠鱼皮”。但在厦门，渔民似乎并不会“颇具格调”地专门将长尾斑魟的皮留作他用，它们只会被毫无感情地切割、出售，然后作为食物端上人们的餐桌。

有趣的是，当我在码头解剖一具被渔民分割后丢弃的大个体长尾斑魟头颅时，竟意外在其左上颌肌肉中发现了一枚小小的魟类尾刺！为何长尾斑魟的颌部会扎入这样的异物？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或许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大型魟类同样也会捕食体型较小的其它魟类吧。这在鳐总目中并非先例，此前曾有研究证实，澳洲尖犁头鳐会捕食小型魟类果腹，但长尾斑魟是否也能做到这一点，尚且需要更多的后续研究加以论证。

长尾斑魟在厦门沿海非常常见，即使是像图中这种体盘宽约70cm的个体也并不少见，尽管已知最大的长尾斑魟实测体盘宽可达到85cm，但有证据表明，这一物种的生长潜力远比这要大的多。

背部的大颗粒盾鳞并非斑魟所特有。在高崎渔港停留的时间中，我曾注意到一家摊位前一尾腹面朝天的魟，当时自作聪明的我并不想把它翻过来仔细检查一番，只是随手摸了摸背部的质感，便由颗粒分明的触感武断地判断这只是一尾长尾斑魟。但当我晚些时候再度走到这家摊位时，看到那条魟被翻过来后的本来面貌时，我才惊讶的发现，这竟是一尾并不算常见的豹纹窄尾魟/Himantura leoparda。在拖网作业过程的摩擦中，尽管其体表原有的色泽已经褪淡，但我仍能隐约看清其体表的环状豹纹。若不是还记得回来多看两眼，我可能真的要与它失之交臂了。

国内的诸种窄尾魟曾一度被全部划为花点窄尾魟/Himantura uarnak，即早期文献中的“花点魟”，但近年来随着对窄尾魟属的深入研究，国内的窄尾魟至少包含3个物种：花点窄尾魟、豹纹窄尾魟及波缘窄尾魟/Himantura undulata，不同窄尾魟在体表斑纹的形态及排列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一特征是鉴别其属内物种的重要依据。诸种窄尾魟在中国沿海算不上常见，而像下图中这样重约5kg的小个体，就更难得一些了。

尽管表皮有些磨损，但我们仍能看到这条豹纹窄尾魟体表若隐若现的豹纹状斑点，活体豹纹窄尾魟的背部呈橙褐色至黄绿色，体表的深色斑点也要更加清晰，因此本种常常被作为观赏鱼类饲养于水族馆中。

偏好中上层活动的眼斑鹞鲼/Aetobatus ocellatus是福建南部沿海常见的近海渔获物，常常被围网、流刺网、拖网等方式捕获。国内分布的眼斑鹞鲼曾一度与大西洋海域的纳氏鹞鲼/Aetobatus narinari被视为同一物种，直至近年来才被重新拆分并独立。鹞鲼的胸鳍处着生有发达的红肌，以便其进行长距离游动，而在死亡后，其红肌受氧化后便会变为黑色，与此同时，其组织还会随着新鲜度的下降散发出令人不悦的氨味，因此，厦门人通常会将鹞鲼切块进行卤制后出售，靠调味料压住其本身的腥臊味，即厦门岛内著名的“卤䱋仔鱼”。高崎渔港中的眼斑鹞鲼并不算少数，但大多都是十几斤至几十斤的小个体，上百斤的大个体仍然算得上罕见。厦门沿海还分布有日本鹞鲼/Aetobatus narutobiei，其吻部更为尖突，背部并无显著的白色斑点，但此次我并未在高崎渔港发现这一物种的身影。

由于主要以带壳软体类为食，鹞鲼的颌齿已高度愈合，整体呈板状，配合发达的颌部肌群，可以有效粉碎猎物的硬壳。有趣的是，厦门一带的一些鱼贩会特意留下大个体鹞鲼的下颌齿板，一些甚至会将其打磨成挂坠或手把件携带于身边。

眼斑鹞鲼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于其体背部排列规整的白色斑点，这些斑点在不同个体间的分布范围可能存在差异，上图中即是一只非常典型的个体，其斑点几乎完全覆盖了整个背部。

这些眼斑鹞鲼可能是由冷冻船运输带回的，其中最大的个体翼展仅达1m左右，在这一物种中只能算是小个子；成年眼斑鹞鲼翼展最大可达3m，是已知体型最大的鹞鲼科成员。

从渔民手中收来的鹞鲼下颌齿板，这种特化的颌齿可以帮助鹞鲼更好地碾碎猎物坚硬的外壳，齿板本身坚固美观，经过简单的抛光打磨即是很好的手把件，因此，似乎并不难理解为什么有渔民会将其制成工艺品。

在码头的一角，我发现了这具被鱼贩丢弃的牛鼻鲼头颅，在确认其上下颌齿各具7行后，我们可以肯定，其真实身份为爪哇牛鼻鲼/Rhinoptera javanica。顾名思义，牛鼻鲼得名于其酷似牛鼻的头鳍，这一结构可以帮助其从泥沙中挖出贝类等猎物，进而大快朵颐一场。爪哇牛鼻鲼在福建沿海同样是常见鱼种，据称在20世纪中下叶，各种大型鲼类在厦门一带产量颇丰，但售价却颇为低廉，因此构成了当地百姓重要的肉食来源之一。和鹞鲼一样，牛鼻鲼同样也是“卤䱋仔鱼”的原料之一，时至今日，鱼贩仍会像以前那样，在码头卸下其巨大且肥厚的胸鳍，再将其切块出售。

虽然同样身为鲼类，且有着宽大的三角形胸鳍，常见于中国东南沿海的鸢鲼/Myliobatis tobijei却偏好活跃于海床一带，靠着猪鼻状的头鳍在泥沙中寻觅软体动物果腹，有些时候，它们甚至会趴在海床上小憩，因此，鸢鲼极易被底拖网捕获，而在高崎码头，鸢鲼并不算罕见，在秋季甚至可以看到近海渔获物中大量出现的幼鱼。不同于前面介绍的鹞鲼和牛鼻鲼，身为小型鲼类的鸢鲼产肉量并不算高，因此在捕获后常常被作为下杂渔获物处理。

如果运气够好，在高崎渔港还能发现稀少的聂氏无刺鲼/Aetomylaeus nichofii的身影。这种小型鲼类外观与鸢鲼类似，但尾基部却不具尾刺，吻部亦要相对更长一些。新鲜的聂氏无刺鲼体侧具5-6条清晰的深蓝色波状横纹，而由于底拖网的暴力捕捞及被捕获后鲜度的下降，我们往往很难在高崎渔港中发现的个体上看到如此清晰的特征。聂氏无刺鲼的体型相较于鸢鲼往往要更小，加上其数量不多，因此很容易被人们忽视。

得益于当地丰饶的软骨鱼类资源，厦门一带自古以来便有捕捞、食用软骨鱼类的传统。1952年，由厦门市政府成立的厦门第一家国有企业——厦门鱼肝油厂，即是依托闽南-台湾浅滩的软骨鱼渔场而得以开办的。在那个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局仍不太稳定的年代，往来不绝的渔船，在台湾海峡捕捞大量的软骨鱼类，并将其运往厦门，生产出可赶上英国著名品牌“司各脱”的“星鲨牌”乳白鱼肝油。厦门鱼肝油厂曾是当时厦门经济发展的标杆，在最鼎盛时期甚至曾获得过“厦门小鞍钢”的美誉。可以说，厦门这座城市的崛起，很大程度上要拜游弋于闽南沿海的诸种软骨鱼类所赐。

时光荏苒，尽管如今闽南-台湾浅滩的软骨鱼资源量早已大不如前，但我们仍能通过今天的高崎渔港，一睹当年软骨鱼大量上岸的胜景。如今的软骨鱼早已不再是当年的“战略性物资”，我们对于海洋生态系统的态度也逐渐由一味索取转变为了在保护的基础下合理开发利用。台湾海峡一带分布的软骨鱼种类众多，其中仍有诸多物种有待鱼类学家的进一步研究与探索，而如何把控好软骨鱼保护工作与渔业资源合理开发间的关系，我想，这正是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肩头的任务与使命。

年关将至，高崎渔港中的渔获物贸易也变得日渐繁忙了起来，几位鱼贩正在从车上卸下几条体型巨大的鬼深魟，随后其会被分割出售，厦门曾是中国境内的软骨鱼加工重镇之一，在未来，这里或许同样会在软骨鱼类的科研与保护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

特别鸣谢@厦门搞鱼之王 在此次高崎之行中提供的帮助。此外，也要感谢@考拉-云野 提供的部分信息及在一些分类问题上的讨论。或许对于并非久居于厦门的我来说，一次性收集齐厦门市面上常见的软骨鱼类有些困难，但在厦门求学的云野同学曾撰写过《厦门市场的软骨鱼类》一文，对厦门一带常见的软骨鱼类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记录，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拜读一下。

乙巳蛇年伊始，谨以此文祝各位读者阖家团圆，年年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