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新物种呢？我都吃了几十年了”

2025年2月11日，来自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浙江大学与中国海洋大学的研究团队联合在知名分类学期刊《Zookeys》上发表论文，首度描述并命名了产自南海弱棘鱼科方头鱼属的一个新物种——幽灵方头鱼/Branchiostegus sanae，其模式产地位于海南陵水至西沙群岛一带水深约200m的大陆坡海域。成年幽灵方头鱼的体长可以轻易达到40cm以上，如今，我们还能在南海中层带海域发现如此大型且被作为经济鱼类捕捞的硬骨鱼类，着实令人感到惊喜。

幽灵方头鱼正模标本新鲜状态（A）及75°乙醇液浸保存状态（B）的证件照，这一物种于2025年由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浙江大学与中国海洋大学的研究团队联合发表并命名。 ©Huang et al.

凡是密切关注鱼类分类学新动向的人，都明白这一发现的含金量：幽灵方头鱼是近年来少数由中国大陆学者自主发现并命名的大中型深海鱼类新种，毫无疑问是令人为之一振的消息。这一发现一经发布，立即引发了媒体的纷纷报道，其中不乏新华社、BBC News等国内外知名媒体。

但欣喜之余，我们却总能在简中网络上看到类似这样的评论：

“这还新物种呢？我都吃了几十年了！”

“这帮科研人员不去菜市场买菜的吗？”

………

随便抓点评论，类似这样的声音比比皆是……

在很多人眼中，所谓新物种似乎是凭空出现的，如果一直没人去发现，那新物种自然就不会产生。事实上，这种“意识决定物质”的思想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物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并不会随着人的主观意识而突然出现。想要清楚地解释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系统了解生物分类学上的命名规则。

说“谢谢卡尔”

1753年，瑞典生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在其著作《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中，首次引入了双名法的概念：每个物种须确定由拉丁文构成的唯一学名，该学名由属名和种名组成，此外，在学名后还需加入命名人姓氏。这项创举为后世的生物分类学奠定了基础，因此林奈也被后人称为“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但凡是学过高中生物的，就算记不住林奈老爷子的名字，多少也能记住“双名法”这一影响整个生物学界的名词。

为什么说双名法是生物分类学的创举？长期以来，由于语言和地域文化的差异，各地对同一物种的称谓可谓是千差万别，同样的，同一个称谓也常常会被用于作为不同物种的泛指。为了方便分类学家间进行交流，必须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保证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学者都能明白这个标准名对应的是什么——这个标准便是物种的学名。由于所使用的拉丁文早已成为“死语言”，因此其词义并不会发生变化，这便减小了后世对学名产生误解的可能性。

举两个生活中常见的例子：原产自美洲，如今在全球范围内广泛种植的玉蜀黍/Zea mays（即我们熟知的玉米），仅在中国境内不同地区就有“苞米”“棒槌”“包芦”“玉麦”“麻蜀棒子”等诸多称谓，这便是“一物多名”；而在中国沿海，“海瓜子”在环渤海区域指代纵肋织纹螺/Nassarius variciferus，在江浙一带被当地人用于称呼彩虹明樱蛤/Moerella iridescens，而到了福建及两广地区则成为了寻氏弧蛤/Arcuatula senhousia的代名词，同一俗称下竟涵盖多个亲缘关系相去甚远的物种，这便是非常典型的“多物一名”案例。而双名法的出现，无疑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保证来自全球各地的生物学家在交流时都可以“畅通无阻”。

上：纵肋织纹螺，环渤海地区居民口中的“海瓜子”； ©Wikipedia

中：彩虹明樱蛤，江浙地区居民口中的“海瓜子”；©bishogai.com

下：寻氏肌蛤，福建及两广地区居民口中的“海瓜子”；©idscaro.net

都被叫做“海瓜子”，但三者之间的分类关系却相去甚远……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林奈老爷子这项创举，如今全球的生物学家都会在蒙圈的状态下一遍遍“鸡同鸭讲”，后世系统且有条理的生物分类学，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历经近两个半世纪的发展，现代生物分类学已发展成了一门应用性强、分支广的生物学基础学科。如今，被分类学家命名的物种即有150多万种，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进展，这一数字还将持续增长。传统分类学主要依据形态差异界定不同物种，通过定性性状、定量性状层面的比较确定一个物种是否为新物种。而拜如今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所赐，除了测量和比较形态特征外，新物种的界定还需要测定其遗传结构，并与其它近缘种进行严格比较。

新物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新物种哪里来的？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这时候你就要问了，不对啊，他既然是新物种了，那肯定是之前从来没人见过的吧！那不就是凭空冒出来的？

大错特错！新物种这一概念指的是“此前从未被学术界作为独立物种描述或命名”，和之前有没有人见过压根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接触过生物分类学，很多人甚至可能连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植物都无法准确识别，更别提注意并明确找到某种动植物不同与其它近缘种的分类依据，并确认其是新物种，且将自己的成果公之于众并获得业界大佬评议认可了。

事实上，我们身边并不缺乏新物种的身影。如果一个看似被我们所熟知的物种被描述为了新物种，那大多是出于以下三个情况：

1.这一物种是从其他物种中拆分出来的，该物种曾长期被视作是另一个物种，直至近年来才被验明其独立身份。

2.这一物种在产区内确实是常见种，但由于分布区狭窄且偏僻，长期以来未曾有科研人员注意到过这一物种的存在。

3.这个物种本就是之前未被发现的新物种，但由于和一些近缘种形态特征相似，故给一些压根没有分类功底的人造成了“习以为常”的错觉。

在分类学界，第一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有时候这种情况的普遍程度，甚至会颠覆我们的认知——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于餐桌上的黑木耳和金针菇便是近年来发表的新物种。

2014年，北京林业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形态学及分子生物学对比，发现此前被认为广泛分布于北半球的欧洲木耳/Auricularia auricula实际上是一个复合种，旗下共包含4个不同的物种，而分布于东亚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欧洲木耳”则被确定为一新物种——黑木耳/Auricularia heimuer，其种加词“heimuer”正是“黑木耳”的拼音写法。在这一成果被公开发表之前，黑木耳在中国早已有近2000年的食用史，近600年的栽培史，而有关黑木耳的栽培业每年会带来超过40亿美元的经济收益。但由于长期缺乏系统研究，中国境内的黑木耳曾长期被中外分类学者误鉴为欧洲木耳，直至2014年相关研究成果的发布，才正式纠正了这一延续百年的错误。

在2014年被正式确认为新物种前，黑木耳在中国早已被用作食材和药材了数千年，但由于分类学的滞后，该物种曾一直被视作欧洲木耳，直到近年来才被国内学者重新“正名”。 ©Wikipedia

金针菇为东亚冬菇/Flammulina filiformis的菌种经栽培、选育后得到的人工品种；而东亚冬菇曾长期被视作毛腿冬菇/Flammulina velutipes的东亚种群。2018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团队经形态解剖、多基因分子系统发育、交配型基因等分析所得证据，证实了东亚冬菇实际上是不同于毛腿冬菇的一个独立物种，该物种随后被命名为“Flammulina filiformis”，而真正的毛腿冬菇仅分布于欧洲。毛腿冬菇在中国的栽培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该物种传入日本后，经日本人的代代选育，最终诞生了我们所熟知的金针菇，并于约20世纪30年代重引入中国。两者本质上是同一物种的野生种群和人工栽培种群。没错，就是这样普通到我们在路边摊就能吃到的东西，却是正式命名不足10年的新物种，听上去确实有些匪夷所思，但这，正是分类学的神奇之处。

如今，国内随便一家超市中都能找到金针菇的身影，但金针菇及其野外种群——东亚冬菇却直至2018年才被证实为此前从未被学术界描述的物种，此前它们曾被视作毛腿冬菇的东亚种群。 ©Inoculate the World

再来说说第二种情况吧，虽然远没有第一种情况那般普遍，但受早期研究不充分等因素影响，类似的情况亦是屡见不鲜。有些时候，新物种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神秘，其在分布区内的种群数量可能并不算少，只是由于分布区较为偏僻，此前缺乏相关调查，导致其长期未得到学术界关注。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是2017年正式发表的细鳞华鳑鲏/Sinorhodeus microlepis，这一物种在其模式产地一带种群数量众多，甚至早在其新种论文发表前，这一物种就已被当地鱼商大量捕捞，并作为观赏鱼销往海内外各地。

在产区内种群数量巨大的细鳞华鳑鲏，直至2017年才被国内鱼类学家正式命名，在此之前，这一物种早已被鱼商和原生鱼爱好者冠名为“火山鳑鲏”，并在国内外观赏鱼市场中被广泛销售。 ©Li Fan 2017

受研究条件所限，早期国内相关调查覆盖面往往不够充分，这也使得诸多产地常见的物种直至近年来才正式被分类学家发现并命名。由此看来，某些网友口中的“XX新物种我家后山上遍地都是”的情况，可能并非空穴来风。但大多数情况下，能说出来这种话的，都是遇到了上述第三种情况……

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那我问你，你说的遍地都是，吃了十几年的新物种，它真的就是新闻里报道的那个吗？

拿最开始我们提到的幽灵方头鱼来说，虽然这个物种在产区确实被作为食用鱼类捕捞，但是，中国沿海分布的方头鱼属物种，不算幽灵方头鱼的话，还有5种。

是的，你没听错，加起来一共6种，虽然它们在菜市场上都被统称为“马头鱼”，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可能比我们（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差异还要大。

中国沿海分布的其它5种方头鱼属/Branchiostegus物种：A.白方头鱼/B.ablus；B.银方头鱼/ B.argentatus； C.斑鳍方头鱼/B.auratus；D.黄斑方头鱼/B.biendong；E.日本方头鱼/B. japonicus。 ©Huang et al.

那我问你，这总共6种方头鱼，哪怕是分类学者都要研究好一阵才能区分，难不成网民们都能一眼分清，而且都吃过，样样都吃了几十年？我反正是不信的。

再说了，就算在此之前你真吃了十几年，为什么这个新物种为啥不是由你去发？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末期，著名思想家孔子就曾说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的千古名句。自己习以为常而没有去留心观察的现象被别人发现，自己不去反思为什么轮不到自己，反而要去嘲讽见微知著的发现者，这种行为，似乎很难以现代人类正确的价值观来评价。

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你可以承认说你不懂分类，那没啥；但是你明知自己没啥分类水平，却还非得跑人家分类学家底下提出质疑，玩“外行指导内行”这一套，那这纯属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活该挨骂。

“闲的蛋疼”的生物分类学家

说这么多，可能有人会问了，分类学家这不是闲的没事干吗？非得拆这么复杂干什么？

答案其实很简单：分类学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基础。如果没有细致入微的分类系统，我们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自然也就无从提起。正如同每位公民在社会发展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样，每个物种对于自然界而言也是如此，即使是形态十分相近的两个物种，其所占据的生态位也不可能完全重叠；而它们对人类社会所做出的直接或间接贡献，亦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说什么“分类学家乱发新种是为了骗“科研资金”“分类学家发了新种好大肆收购后抛售卖钱”之类的网民，我除了无语到尬笑，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评价。试想一下，如果搞分类真的能赚大钱的话，分类学至于如今坐“冷板凳”吗？

犹记得，2022年5月22日，国内30余位院士专家，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联合署名倡议，正确认识生物分类学的价值，给予这门基础学科应有的重视和支持。作为支撑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基础性学科，中国的生物分类学发展却岌岌可危，尽管分类学确实无法快速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分类学是否兴盛却同样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体现。遗憾的是，分类学“式微”的窘境，在当下看来似乎不可避免，分类学家也在逐渐成为“濒危物种”——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放眼全球，似乎都是如此。

分类学家所面临的窘境不仅仅局限于中国，2023年，来自瑞士、德国及美国的科学家就曾发表过题为《物种分类与分类学家的无声消亡——对科研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的呼吁》的文章，这不禁引发国际社会对于分类学这一学术“冷板凳”的深思。

然而，在诸多报道新物种的新闻评论区，我们总是能看到一些自以为是的网民在下面大放厥词，嘲笑所谓的“新物种”自己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见过。事实上，分类学是一门相当基础且需要扎实功底的学科，如果新物种真的如同这些人所说的那般俯拾皆是，那请问，为什么这些人不去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自己的“高见”呢？难道仅仅是不想吗？

普通群众对分类学认识程度低、存在误解，这本就是很正常的事情，需要正确的科普不断引导；但仅仅因为自己的“不理解”而产生对分类学家进行嘲讽、谩骂，这无疑是一种偏执且傲慢的表现。当全球学者、分类爱好者乃至动漫爱好者（幽灵方头鱼的种加词“sanae”来自宫崎骏经典作品《幽灵公主》中的女主——珊，这一物种的眼纹与珊脸上的彩绘极为相似）都在为幽灵方头鱼这一新物种的发布而高声叫好时，却总是有人喜欢唱反调，用“这新物种我吃了十几年了”“所谓的专家是谁给定义的”之类的腔调，试图通过贬损国内学者的科研成果来满足自己那微不足道的优越感，在我眼中看来，这既可悲，又可笑。

我们口口声声呼吁要“保护分类学者”，要“扩大中国学者在国际分类学界的话语权”，但整个社会却充斥着诸种对分类学的不屑与鄙夷，这显然是有些自相矛盾的。任何一个学科要想得到长足发展，都需要整个社会的正确关注与理性认知。但很无奈，纵使科研工作者和科普爱好者百般科普，这种“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的反智言论也永远只会不绝于耳。没办法，科普只渡有缘人，试图去叫醒那些选择“装睡”的人，无论如何都是徒劳无功的。

幸运的是，即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仍能看到不少分类学者仍坚持在自己的“冷板凳”上埋头苦干——其中不乏一些年轻的身影。就如鲁迅所说，“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在分类学逐渐“式微”的今天，仍有一批人愿意做“逆行者”，去为分类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开疆扩土、披荆斩棘，没有什么，要比这更振奋人心的了。

谨以此文，向所有奋斗在一线的分类学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衷心希望中国的生物分类学，能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