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邦出东方丨拾陆•窖藏重器看王权

到目前为止，在郑州商城范围内，还没有发现像安阳殷墟王陵区那样的王级大墓，真正能显现“王气”的，要数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发现的3座窖藏坑内出土的青铜大方鼎等重器。这三处窖藏坑都位于内城城墙外的较高地带，其中两处在西墙外，一处在东南角外。

三个坑分别呈近方形、长方形或不规则形，深度均达数米，都应是利用灰坑（窖穴）或水井埋入铜器而形成铜器窖藏坑，但埋藏铜器时应举行了一定的祭祀仪式。三个窖藏坑均出土有王室重器铜方鼎，共8件，鼎的高度从100厘米到59厘米，依次递减，有如后世的“列鼎”，形成一定的等级规范，同时也暗寓着三坑之间的某种内在关联。三个坑所出方鼎以外的器类基本不共出，而是互为补充，所出器类几乎涵盖了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全部青铜器器类。其中出土器物的年代虽略有早晚，但三坑的埋藏年代应都在二里岗文化晚期的偏晚阶段。（河南省所等  1999）

位于内城西垣北段外的张寨南街出土了两件大铜方鼎，即杜岭1号、2号方鼎，2号鼎内还有一件铜鬲。1号方鼎通高100厘米，重达86.4千克。2号方鼎通高87厘米，重约64.25千克。这是迄今所知二里岗文化最大的两件青铜容器，属王室重器，也是中国最早的大型铜方形器铸件。

位于内城东南角外的原向阳回族食品厂内发现了窖藏铜器13件，其中食器有大方鼎、柱形足大圆鼎、扁足圆鼎，酒器有羊首罍、牛首尊、觚、卣，水器有盘，还有中柱盂。两件大方鼎通高皆为81厘米，重量分别为75千克和52千克。大圆鼎口径52厘米，通高达77厘米，重33千克，是二里岗文化最大的青铜圆鼎。该器纹饰精美，线条流畅，也颇有王气。

位于内城西垣南段外的南顺城街发现的一处窖藏，利用废弃的水井埋藏了青铜容器9件，其中食器有方鼎、簋，酒器有爵、斝，此外还有兵器若干。四件方鼎大小相次，但似并非同时铸造，最大的一件通高83厘米，重52.9千克。其中三件与前述两处窖藏出土的方鼎相比，制作简陋。在三处窖藏中，该窖藏的年代最晚。

这些窖藏青铜器器类多样，形制复杂，且铸造讲究，纹饰精美。杜岭1号大方鼎是迄今所知二里岗时代最大的青铜器，其他器类如圆鼎、簋、斝等大多数器物也是同类器中最大者。多数青铜器成对出土，或大小有别，或形制近同。其中，方鼎、提梁卣和中柱盂是仅见于窖藏坑而不见于墓葬的青铜容器。这些特点，表明这批青铜器应是当时王室专用的青铜重器，它们可能来源于都城内的宗庙。

这里所谓的王气，要纵横比较一下，才能有深切的认知。我们看上图中的青铜爵、斝之类，与当时的一般贵族墓所出相类，器高在10余厘米至30余厘米。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也与其类似，颇显单薄，这是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但仅仅过了约200年，作为二里岗文化最大的青铜器，杜岭1号大方鼎的器高已达100厘米，重达80余千克。尽管它与殷墟文化中司（后）母戊大方鼎的器高133厘米，重830余千克尚有距离，但已可纳入“重器”的范畴。二里岗国家最重要的殖民据点盘龙城，出土了郑州商城以外最大的青铜器群（详后），其中最大的器物是青铜圆鼎，通高55厘米，仍远不及郑州商城所出。王权对于青铜重器的独占，由此可见一斑。

据研究，大方鼎是用多范分铸、嵌铸、分次浇铸等多种方法铸造而成的。鼎腹由四块完整的外范铸造，铸鼎时，先铸造留有鼎足位置的腹底，然后把倒置的内范四周合上四块外范，再把铸好的腹底放在内范之上合铸而成，而四个鼎足是倒置嵌铸于鼎底上的。八个方鼎铸造技术的进步程度，与铜鼎由小到大的体量呈正比，即最小者最原始，最大者最进步。从最大的鼎鼎腹上的兽面纹与乳钉纹衔接情况看，铸造工序似乎是先整体设计，以花纹为个体，分块制模与翻范，最后组成六大块范合铸起来的。（河南省所等  1999）

图：郑州窖藏青铜器的铸造

如果说二里头文化是迈向“重器时代”的第一步，而殷墟时代已是典型的“重器时代”，那么二里岗文化在青铜重器制造上的尝试，则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黄铭崇  2015）

许宏:《先秦城邑考古》，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7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代铜器窖藏》，科学出版社，1999年。

黄铭崇:《迈向重器时代——铸铜技术的输入与中国青铜技术的形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五本第四分册，2015年。

张颖、刘煜:《早商青铜器技术研究综述》,《科技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