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丨《何以中国》新版序

这本小书，初版于2014年，再版于2016年。当时和责编曹明明女士“偶得”的这一书名，不意后来大火，成了近年大型纪录片、国宝展和同类图书冠名上争相采用的热词，一时间脍炙人口。这背后的缘由，应该是“何以中国”，成为触动国人寻根问祖神经的终极之问。

这本书没有后来同名作品或展览那样的宏大叙事，副标题限定了它不能说是微观也至多属于中观的视域——“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在再版的后记中，我解释了它与先出的《最早的中国》的关系：“‘何以中国’就是对最早的中国如何产生的追问。”

这本书能被收入“满格·历史人文”系列，当然令人欣慰。但考古学是一门残酷的学问，新的考古发现会时时地完善、订正甚至颠覆我们既往的认知，也正因此，考古人是一群永怀“不满”的人。相隔10余年再看此书，肯定有需完善和订正之处，但聊以自慰的是还没有需要对其进行“颠覆性”修正的必要，笔者对这段历史述而不作的阐释及对学界阐释的反思依然是成立的。这里仅对再版后的相关考古发现及学界的认识择要述评。

2023年12月，国家文物局官宣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提出了“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大阶段，而两大阶段的分界点，就在距今3800年，这是二里头文化的起始年代。而本书所述晋南的陶寺和大河之南的登封王城岗、瓦店等一众龙山时代的区域性小共同体，都被列入多元无中心的“古国时代”。“王朝时代”开启于二里头文化的论断，在《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出版的当时尚属小众观点，现在已成为国家级研究工程的基本结论。按2018年5月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新闻发布会的提法，二里头都邑及二里头文化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本书由著名的陶寺遗址说起，认为随着龙山时代（宏按：也即“古国时代”晚期）的退场，它“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时代的顶峰和绝响，同时也昭示了一个新纪元的到来”，这个新纪元，当然就是前述的“王朝时代”。关于陶寺遗址最新、最系统的论著要数原陶寺考古队队长何努研究员的《陶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书中专设一章述及“陶寺晚期遗址殖民地社会”，认为相距数百公里的石峁邦国最终摧毁了陶寺都邑，包括“都城的沦陷”“政治报复”“昙花一现的复辟与最终覆亡”等极具故事性的标题；而陶寺早、中期则是“尧舜并都”，因行禅让之制而平和演化。如此种种，都可备一说，但也颇具争议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照阅读。

大体与此同时，位于黄河以南的嵩山周围，以各小流域为单元的聚落群广泛分布，形成“邦国林立”的局面，呈现出一片“战犹酣”的热闹景象。本书对此着墨颇多。由于其年代大多晚于另一个国家级研究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定的夏代始年（公元前2070年），所以被学界普遍地认为属于“早期夏文化”范畴。因而在10余年前，本书所持“王朝诞生传说地并无王朝气象”的观点尚属异类。但依前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一阶段仍属“古国时代”的晚期阶段。“邦国林立”的前王朝时代当然是上述考古学现象的最优解。

正是在“逐鹿中原”的躁动中逐渐显现出区域整合的迹象，才最终催生出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地缘政治上，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州—洛阳地区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发祥地。”这正是《何以中国》这本小书的中心思想。关于这一过程的细节，可参阅北京大学张海教授的新著《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他认为，“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出现代表了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发展已经从‘古国’阶段发展到了‘王国’的新阶段”。

比较两大工程的研究结论，可知按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方案，夏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2070—前1600年。如是，二里头文化只相当于夏王朝纪年的后半段。但考古学所观察到的是，只有到了二里头文化（确切地说是自第二期始），二里头聚落才开始展现出其作为广域王权国家都邑的“王朝气象”，因而将“王朝时代”的上限定在公元前1700年前后的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交似更合适。以二里头文化为先导，此后的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和西周文化这一系列自身高度发达又向外施加影响的核心文化所代表的“王朝时代”，与以礼器群为代表的中国青铜时代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同步性，耐人寻味。

显然，分别持历史文献本位和考古学本位的两大工程的研究结论，还有进一步整合的必要。这不仅是学界的研究课题，也是公众应该关注甚至参与讨论的重要议题，因为它关涉你我他，关涉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本源问题——“何以中国”。

许宏

2025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