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邦出东方丨拾捌•殷墟之前无王陵

此次书院街发现的“明星墓”——2号墓，被誉为郑州商城目前发现的随葬品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等级最高的墓葬。据前述报道，该墓长2.6米，宽1.1-1.3米，共出土随葬品200余件。其中铜器71件（包括箭镞50枚）、玉器11件、金器6件、贝币120余枚，以及以金箔为地镶嵌绿松石的牌饰等。铜器有鼎、鬲、斝、爵、觚、罍、盉式壶、盘、斗、斨、戈、刀、镞等。金器有覆面、泡、金箔等。玉器有戈、钺、柄形器、鱼饰件等。绿松石质随葬品有以金箔为地镶嵌绿松石的牌饰和管、片（黄富成等  2023）。墓葬底部有六处殉狗坑，分别位于墓主人的头部、腰部及四肢处。

图：2号墓及其随葬器物（黄富成等  2023）

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新闻发布会的当天，即有题为《探寻郑州商代王陵》的万字长文配合刊出（齐岸青等  2022）。该文作者认为“几代考古人追寻几十年的郑州商王陵的梦想，出现希望的曙光”，提出书院街2号墓的墓主人“或许是某一代高级贵族、王室成员甚至不排除是特殊时期的商王”的推断意见。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推想呢？还是要从既往的发现与研究史上找答案。

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邹衡执笔的《商周考古》教材早已建立起了较为系统的商代墓葬等级的划分标准，书中将从二里岗文化到殷墟文化的商代墓葬分为大、中、小三类，各类中又细分为二、三小类，编为由甲种至庚种7个层级。（北大商周组  1979）这套尺度充分考虑了墓葬面积、葬具、随葬品和葬俗等因素，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殷墟遗址西北冈王陵区的两座大墓在书中被列为商代早期大型墓的墓例，现在通常将这两座墓葬归属商代晚期。（王炜  2013）

准此，墓室面积在30-100平方米以上，带2-4条斜坡墓道，随葬品丰富，多见殉人的甲、乙两类大型墓，就完全不见于前殷墟时代。中型墓中稍大的丙类墓只有一座，即湖北武汉盘龙城的李家嘴2号墓（详后），墓室面积逾10平方米、随葬大量器物，仅铜器就达60余件，其中礼容器23件。而郑州商城迄今所知最大规模的贵族墓，墓室面积仅达4平方米，出土青铜礼容器约10件左右，属于《商周考古》分类中的中型墓偏小的丁种。

图：郑州二里岗文化的高等级贵族墓（河南省所  2001）

左上. 北二七路BQM1局部（墓室面积4.05平方米，随葬铜礼容器7件）

左下、右.白家庄C8M3局部及平面图（墓室面积3.4平方米，随葬铜礼容器10件）

新发现的书院街2号墓，墓口长2.93米，墓底长2.6米，宽1.1-1.3米，推测墓室面积在4平方米左右；从报道中披露的信息看，可确认的随葬铜礼容器的数量至少为12件（李曼等  2023）。如是规格，该墓确属目前所知郑州商城二里岗文化最高等级的一类墓，列入前五名应没有问题。而在上述墓葬分类框架下，该墓也只能属于中型墓中偏小的丁种墓。而如此小的墓穴，经鉴定居然葬有3人（黄富成  2023）。如果我们以殷墟王陵区的商王大墓为比照标准看，它距离王陵有多大的层级差，是可以显见的。

无独有偶，不惟二里岗时代的主都郑州商城没有发现“王陵”，考古工作者曾宣称在二里头时代的二里头都邑发现的“大墓”，后来也被证明是夯土井（许宏  2017）。这样，在进入广域王权国家的二里头时代和二里岗时代的四百多年时间里，第一等级的贵族墓没有超过2-6平方米者，即没有发现复杂社会等级结构“金字塔”的塔尖部分。我们当然不能排除今后发现王陵的可能性，但就现有材料而言，对这一时期存在“贵族共和”体制的推测，都不能认为是无稽之谈。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面积超过6平方米（3米×2米）甚至20多平方米且随葬品丰富的贵族墓开始登场，如浙江杭州良渚、山西襄汾陶寺、山东临朐西朱封等遗址所见。这类早期国家形成期的贵族甚至王族墓葬，考古学界认为就可以称为“大型墓”或“大墓”，有些甚至可以称为“王墓”。（严文明  1996）与此形成对照，二里头时代和二里岗时代社会金字塔的塔尖——“王陵”的付诸阙如令人瞩目。而从二里头时代至西周时代，盛行“居葬合一”的聚落空间分布形态，缺乏集中而长期延续的墓地，以君王为中心的独立的“王陵区”，在殷墟时代前尚未出现，是可以肯定的。

回到郑州书院街的发掘现场。据报道，综合分析2号墓的居中位置、出土遗物、墓葬区结构组成及功能性质等，可以认定该墓为墓葬区的主墓。据最新的报道，发掘者已将墓地南北两侧的两条东西走向的壕沟复原为“墓地兆沟”，认为其合围成近抹角长方形，东西长约240米，南北宽约130米，兆域面积3万余平方米。其内发现的墓葬总数由原报道的27座减为20座，应当是原推测为陪葬墓的若干遗迹被排除。它们均位于墓地东部偏北，其中铜器墓3座，一般墓葬17座。此外还有若干祭祀坑，如人牲坑、猪坑、狗坑、牛角坑等。（郑州考古院  2024）

图：左.书院街墓地发掘现场(陈茁等  2022)；右.书院街墓地平面图(郑州考古院  2024)

诚如发掘者指出的那样，“城内贵族墓地与东北方位的宫城区南北对应，城外分布各类作坊区、墓葬区、祭祀遗址、窖藏坑等，新发现极大丰富了郑州商都地理空间布局的文化内涵，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商都性质、商都兴废及其与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关系等提供了更多探讨空间。”

在发现不久后的专家论证会上，北京大学教授雷兴山即指出，书院街墓葬区的兆域结构还需要进一步发掘证实，考虑到墓葬区在城内的位置，以及当时居葬合一的习俗，目前南北两条沟也有可能是聚落功能分区的界标，而不单纯是陵园界线。这种功能性的界沟，在同时期的考古遗址上也有发现，加深聚落研究后可能会对这一区域有更深的认识。（齐岸青等  2022）这一区域的发掘属配合基本建设性质，遗存遭破坏严重，“兆沟”真正可确认的实际长度有限，因而仍不能排除雷兴山教授提出的另外的可能性。

黄富成、侯新佳等:《河南省郑州市商都遗址书院街墓地》,《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2022）》，文物出版社，2023年。

齐岸青、卓鹏:《探寻郑州商代王陵》,“顶端新闻”微信公众号，2022年9月16日。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王炜:《郑州商城铜器墓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9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许宏:《二里头遗址“1号大墓”学案综理》,《中原文物》2017年第5期。

严文明:《中国王墓的出现》,《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

陈茁、温小娟等:《重磅！郑州商城首次发现“金面罩”》,“河南日报客户端”，2022年9月16日。

李曼、黄富成等:《郑州商城书院街商代贵族墓地2号墓出土金属器科技分析》,《中原文物》2023年第2期。

黄富成:《书院街墓地M2出土“覆面”器及相关问题》,《大众考古》2023年11月刊。

郑州考古研究院:《金玉辉映的黄金文明——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文博中国”2024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