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邦出东方丨贰伍•上古探索 贵在争鸣

如果说上文是对关于二里岗文化物质遗产述而不作的介绍，那么下面要介绍的就是对这些文化现象的不同阐释，也即围绕相关问题的百家争鸣。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为中心展开的夏商王朝历史剧，存在着不同的脚本和演绎风格，这是上古史和考古学探索的常态。

读者诸君应该能够从对前文的阅读中，感知到本文与其他关于上古历史的论著间在话语系统上的不同。在前文中，笔者对于相关的考古发现，尽可能地做了相对平实的叙述，尽可能避免做历史编撰学的“对号入座”或夹叙夹议，从既往论著中“郑州城”“偃师城”而非“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提法（许宏  2016、2017）也可见一斑。但二里岗文化毕竟处于原史时代向历史时代的转捩期，丰富的文献典籍资源和浓厚的重史传统，规定了我们既往的探索路向和关注点。这是需要从逻辑和学理上加以探讨的。

丰厚的文献资源这笔宝贵财富，我们当然不能视而不见、弃之不用。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在凭传世文献寻“夏墟”的过程中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徐旭生  1959），其中一个最大的启示是：文献中关于古史的传说并非全是无稽之谈；经过系统梳理考证的文献，可以作为我们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有益线索。但如何利用，却是个大问题。是文献史学和考古学领域各自扎实做好自己的本体研究，在此基础上分进合击、慎重整合，还是在相关材料还相当薄弱的情况下，积极做“对号入座”式的证经补史的工作，学者间看法不一、做法不同。

在这一大的学术背景下，数十年来考古学界参与传说时代古史探索的总体趋势是，相对于考古学层面的基础研究，运用有限的考古材料进行狭义史学范畴的整合研究更受关注。这一状况直至今日。对于传统的古史框架，不是抛弃而是超越，我们正在探寻考古学贡献于人类文明史研究乃至人文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建构的更大的可能空间。可喜的是，新一代学人已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热切关注参与这类将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简单互证的研究，学科的关注点已在悄然转移。正如陈淳指出的那样，一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和文献史学这两门学科无论在理论方法、基础材料、研究对象和范围还是学者的自我意识上都有了重大的进展。而考古学的这种长足进展完全超越了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简单互证的范畴，它早已不再是“历史学的侍女”，而是充分借鉴艺术史、民族志、语言学、口述传统乃至自然科学的多重证据来全方位研究过去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变迁。（陈淳  2018）

需要强调的是，考古学通过物质遗存探究过去，具有极强的阐释性。考古材料本身不会说话，而考古学者的代言，不可避免地会融入研究者的主观认识。中国考古学在传说时代古史探索领域的研究结论具有相对性和不可验证性，这是我们需要自警自惕的。如果说前文是对这些物质文化遗产述而不作的介绍，那么这里要介绍的就是对这些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阐释，也即围绕相关问题的百家争鸣。不同学者提出的研究方案，是追述、是建构、是推想，而不可能是唯一的和排他的。这是上古史和考古学探索的常态。就此，我们得以梳理围绕郑州商城、偃师商城而展开的关于夏商王朝历史剧的不同脚本和演绎风格。

许宏:《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许宏:《先秦城邑考古》，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7年。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陈淳:《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