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邦出东方丨贰陆•“原史时代”的特质

在本文的开头，笔者提及“这数百年，也是从无文字的史前时代，经文字虽萌生而尚未起到关键作用的‘原史时代’，步入以甲骨文的出现为标志的历史时代的关键期”。其中的“原史时代”及二里岗文化在这一时代框架中的位置，这里再稍作解释。

在人类历史研究中，史前时代、原史时代和历史时代，是着眼于研究材料上文字和文献的有无及发挥作用的程度而提出的阶段划分方案。“原史时代”被定义为由于文献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的时期（Glyn Daniel 1981），但在中国考古学界逾百年的研究实践中，一直未普遍采用国际同行所使用的“原史时代”的概念。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进展，中国学术界越来越关注这一介于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之间的重要时期。

法国《史前大辞典》对“原史”这一概念的界定是：“首先具有一种方法论之意义，应用于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的文化群体。……它可以是指那些自身尚未拥有文字、然而却为同时代的其他人群所记述和提及的人群；也可以指那些通过后世的口头传说、记忆或者记载而保存下来其历史的人群。”（转引自刘文锁  1998）这些“后世的口头传说、记忆或者记载”，就是解读原史时代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著名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在70多年前指出，“我国，从现在的历史发展看，只有到殷墟时代（盘庚迁殷约当公元前一千三百年的开始时），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此前约一千余年，文献中还保存一些传说，年代不很可考，我们只能把它叫作传说时代”（徐旭生  1985，此书初版于1943年）。此后关于中国上古时期考古学的发现虽层出不穷，研究不断深入，但却未能“更新”或深化当年的认识，关键即在于直接文字材料的阙如，而使得前殷墟时代无法进入信史时代。这里的“传说时代”，可以说就是“原史时代”的代名词。

在不采用“原史”概念的学者口中笔下，这个时代一般被归在缺乏文字材料的“史前”。如“先于晚商殷墟（约1250BC～1046BC）的早期国家，确切地说是文字系统尚未出现的史前国家。”（刘莉等  2017）而由于当时的“自证性”文献材料的阙如，后世文献又仅为追述，这段历史的模糊性、阐释的多歧性和结论的不确定性就显而易见：“对于早期国家的研究往往不得不求助于历史文献资料，然而这些文献资料却是在国家出现大约一千年以后才编撰完成，因此，学者们对于如何将这些文献资料用于考古研究争论不休。”“古代文献经常简略而模糊不清，况且在晚商之前的早期青铜时代遗址中并没有发现能够说明遗址性质的文字。这样的话，引用各种古史传说就会导致一个考古遗址可能对应多个古代城市或地方。因此，对于哪个遗址对应哪个古代都城，考古学家们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只有安阳殷墟除外：遗址出土的甲骨文使它毫无争议地成为商代最后一个都城。”（刘莉等  2017）可见，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才是“原史时代”研究的常态。

Daniel, Glyn.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1981.

许宏:《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刘文锁:《论史前、原史及历史时期的概念》,《华夏考古》1998年第3期。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

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