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邦出东方丨贰捌• 先“殷”后“商”为哪般？

开篇提及的三位著名考古学家的铜像，伫立在郑州商城内城的东南角。千余米外就是韩维周发现的二里岗遗址；安金槐、邹衡的对面就是他们发现、确认并毕生研究的3000多年前的城垣。关于考古发现，他们应可无憾，而围绕都邑主人身份的论争，以安金槐和邹衡为代表的各派学者当仁不让，甚至从对考古发现的报道开始，关于朝代名称“标签”的提法、写法都有微妙的变化，这不光让考古圈外围观的朋友一头雾水，即便是圈内同仁，也如在云中。

梳理郑州商城早期的考古报告简讯，我们注意到，关于二里岗文化遗存所属时代的提法，有从“殷代”到“商代”的变化。

具体而言，1951-1954年上半年，主要用“殷代”“殷商”，罕见“商代”。

前文提到韩维周于1950年秋在二里岗发现“类似殷代的陶片和遗址”（赵全嘏  1953）。1951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调查发掘团确认郑州南关外废碉堡地点属于“殷商遗址”（考古所河南调查团  1951）。看当时报道的一些标题即可知，如《郑州市人民公园附近的殷代遗存》《介绍郑州发现的古遗址及殷代墓葬概况》《郑州市郊区及市区发现古代遗址及殷商墓葬》等。

大致从1954年年中开始，考古工作者在描述这处遗址时更多地是使用“商代”，偶见“殷商”，罕见“殷代”。

图：邹衡1956年所发论文首页

这一对郑州商城从“殷代”到“商代”叙述概念变化的缘由，没有人确切地说明过。从当时刊布的简讯简报看，考古工作者最初的认识是，“郑州二里岗和小屯的殷代器物是大致相同，而也有小异的地方”（赵全嘏  1953），而后逐渐意识到“二里岗的殷代遗址，属于殷代文化的系统”，“它的年代也可能早于安阳的小屯期”（安志敏  1954），“郑州商代文化的中、下两层可能比小屯‘殷墟’早些”（河南省文工队第一队  1955）。从中可知，从“殷代”到“商代”叙述概念的变化，是和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岗文化早于殷墟文化这一年代序列的把握大体同步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考古编写组在《商周考古》的编写说明中回顾到，在1952年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郭宝钧先生讲授了“殷周”考古。1953～1955年，他编写了《殷周考古》的正式讲义（1954年油印本）。从1956年开始，“殷周考古”更名为“商周考古”，由邹衡讲授；并根据郭编《殷周考古》和邹编兰州大学《考古学通论》讲义中的“商周”部分（稿本）加以补充和修改，编成《商周考古》讲义（1956年油印本）。（北大商周组  1979）

图：邹衡在郑州实习时（1953年12月）留影和当年在训练班佩戴过的证章

图：北京大学教材《商周考古》（1979）

看来，北大讲义从“殷”到“商”的名称变化，与郑州商城考古文献中提法的变化是大体同步的。邹衡于1953～1955年作为郭宝钧教授的研究生参加了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并整理材料、撰写学位论文，（邹衡  1956，李维明  2010）所以应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受郑州商城发掘者的影响，在毕业分配到兰州大学任教时就将“殷”改为了“商”，比北大对“商”的提法还要早些。

1961年出版的集成性专著《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序言中，述及“商代早期的文化堆积被压在含有典型的殷墟遗物的商殷晚期地层下面”，“商代”“商殷”杂用，而全书使用最多的概念是“商殷”（考古所  1961）。在此后的考古文献中，关于郑州商城和二里岗文化的族属与朝代定性，就基本上统一为“商代”了。

给人的感觉是，最初，二里岗文化被纳入了“殷代”文化系统，随着考古界逐渐确认它早于殷墟文化，就开始用“商代”文化来形容它了。那么，是否可以说“殷代”的概念要小于“商代”，“商代”可以涵盖整个商王朝时期，而“殷代”仅限于对商代晚期——殷墟时期的表述？

梳理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关于“殷代”的论著，的确基本上“殷代”是指殷墟文化及与其同时的商代晚期。上引邹衡1956年的论文，在总体用“殷商”概念的同时，仅于文末谈及商末周初史事时提及“殷代”：“郑州在殷代后期必定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否则武王是决不会封其弟于此以监视殷人的”（邹衡  1956）。这里的“殷代”，应该就是特指殷墟时期的。近年刊出的《郑州黄河路109号院殷代墓葬发掘简报》（郑州市院  2015），其中的“殷代”，指的也是殷墟时期。集成性著作《商代史》总结道，“从文献学角度论，商积年应称商殷积年，可分作成汤伐桀到盘庚迁殷为商，盘庚迁殷到帝辛（纣）之亡为殷两个阶段。考古学界称前者为商前期，后者为商后期。”（宋镇豪  2011）

中国学界普遍称成汤建国后的整个王朝时期为“商代”，而日本学界则延续《史记·殷本纪》的传统，称整个王朝时期为“殷代”。而这样的学术选择和传承，是建立在对古典记述怎样的理解上？在甲骨文、金文和传世文献中，“商”和“殷”就有指代王朝发展阶段上的如此差异吗？

图：日本学界仍将商王朝称为“殷王朝”、商代称为“殷代”

赵全嘏:《郑州二里岗的考古发现》,《新史学通讯》1953年第6期。

考古研究所河南调查团:《河南成皋广武区考古纪略》,《科学通报》1951年第7期。

邹衡:《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李维明:《考古学家邹衡》，科学出版社，2010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