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邦出东方丨叁壹•“殷”“商”难以论短长

依文献记载，商人早期居地中就有“殷”。王国维据今本《竹书纪年》“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有“殷王子亥”“殷王甲微”的提法而不称商，断定帝芒时迁于殷的记载是可信的（王国维  1959）。金景芳则进一步论证，认为“殷实为商的先公旧居”（金景芳  1983）。如是，殷与商人的关系，并非始自所谓商王盘庚迁殷或安阳殷墟。“殷”的概念，不能限于商代晚期。

图：王国维关于《竹书纪年》的研究论著

松丸道雄教授指出：商，虽为甲骨文时代也即殷后期的首都名，但上溯到殷中期、殷前期是否也如此，却是要存疑的。依据各类文献，尽管中期王城在迁徙时有各种称谓，但其中却并无“商”这一称呼。殷前期长期为都者，称“亳”，但无“商”。因而，如果“商”是殷前期、中期的王朝名，而到了殷后期却被作为都邑名来称呼，倒是难以理解的。（松丸道雄  2003）随后，他在2005年郑州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指出“商”这个名称应是殷代晚期的名称，换句话说，是殷都迁到安阳以后的名称。殷都在郑州的时候，连“商”这个词很有可能都没有用过。“郑州商城”的名称是后来的说法，应该改称为“郑州亳城”。“亳”和“商”均是当时的王城所在的城市的名称而并不是国名。他说，“我想连‘国名’这样的概念在当时也许还没存在。因此，从亳到商的一段时期应该被称为殷。”（松丸道雄  2005）李维明也指出，一般认为“商地是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商（滳）声地域”（李维明 2014）。

二里岗文化时期尚处于中原地区的“原史时代”，缺乏像甲骨文那样可以自证该文化人群族属与王朝归属的文书材料。“虽然传世东周文献如《诗经》《国语》对商史记载可及传说中先公与商的联系，考古由殷墟文化向前追溯至二里岗早商文化、先商文化，但迄今未见（或未释出）商代早期‘商’字出土材料，因此文献所记盘庚迁殷之前是否称商，仍有待相关材料补充发现，深入探究”（李维明  2014）。

回过头来看，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界在对二里岗文化年代推定上由“殷”转“商”，将“殷代”限定于殷墟时期，与日本学界坚持以“殷代”“殷文化”指代整个殷商王朝及其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其背后的学术底蕴，是颇令人回味和思索的。文献记述的扑朔迷离，导致现代人的认识和结论，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确定。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松丸道雄:《补説7殷か商か》,《世界歴史大系・中国史・１—先史～後漢—》，山川出版社（東京），2003年。

松丸道雄:《对“郑州商城”命名的一点看法》,《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2日。

李维明:《“商”辨》,《叩问三代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