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邦出东方丨叁叁•扑朔迷离汤都亳

依文献记载，商王朝的缔造者成汤都于亳。“汤居亳”或类似的表述，最早见于先秦文献，如《孟子》《墨子》《荀子》和《战国策》等书中，《尚书》中有“汤始居亳，从先王居”的记载，《史记·殷本纪》所述与其略同。所以商王朝在早期建都于亳，是可以肯定的。“亳”字最早见于殷墟甲骨文。从字形上看，该字就是对高台建筑的摹写，大致相当于“京”。古代以“亳”为名的地方很多，早期文献并没有指明汤都亳在何处，这就给后世留下了阐释甚至想象的空间。

图：“亳”字的甲骨文字形（《甲骨文合集》）

先秦文献与司马迁《史记》上语焉不详的记述，在汉代及以后被阐释得越来越详细，地望等细节愈来愈清楚，汤都亳的传说四处开花。到了西晋时代，糅合相互矛盾的诸说，出现了殷商王朝有“三亳”（南亳、北亳、西亳）的说法，此说出自皇甫谧这位勤于笔耕的老中医的撰述（见于其所著《帝王世纪》一书），西晋之前从未有此说。然而皇甫谧为知名之隐士，其不事王侯之行极受后人崇敬。此说一出，后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李泰主修《括地志》、张守节《史记正义》、李贤《后汉书》注等都纷纷采用其说，遂成主流。

直至当代，学者们还是大费笔墨地加以引用考证，这其中以缺乏文献学和版本目录学训练的考古学者为甚。据多年前的统计，关于汤亳考古论争的49篇论文中，引用皇甫谧“殷有三亳”说为文献证据者便多达32篇（吕世浩  2014），此说之影响力可见一斑。

其实，早有学者通过对甲骨卜辞所见地名的排列，指出“汉以下经学家附会‘三亳’之名，捏合了若干称‘亳’的地点，是不可靠的”（李学勤  1959）；“亳在商代是常用的地名，经常搬来搬去，宋为商后，自可把亳名搬去”，而南亳说之类说法“一则无先秦文献根据，二则无考古学上的证明，因此也是不能成立的”（邹衡  1980）；“倘若排除《帝王世纪》这一无据之谈，则殷代只有一个亳都，而绝无三亳，更不存在并存二亳之情况”（吕世浩  2014）。

著名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文献功底深厚，他在系统梳理成书年代偏早的传世文献的基础上，于1959年率队在豫西踏查可能的“夏墟”，洛阳二里头遗址得以发现。他们的初步断代结论是：“这一遗址的遗物与郑州洛达庙、洛阳东干沟的遗物性质相类似，大约属于商代早期”。而关于遗址性质，则因《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下班固自注有“尸乡，殷汤所都”的记载，以及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所言“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推断二里头遗址“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徐旭生  1959）。本来是寻找“夏墟”，但却得出了该遗址应是最早的商王朝都邑的结论，这本身就暗寓着这类推论的或然性和不确定性。

图：徐旭生及其“夏墟”调查报告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洛阳二里头为商王朝初期开国之君成汤所都，而郑州商城为商代中期商王仲丁所迁隞都、安阳殷墟为商代晚期商王盘庚至帝辛之殷都的观点一时成为学界的共识。邹衡的导师、著名学者郭宝钧在其写就于1965年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一书中，就述及（二里头文化）“在传说中是汤所都的西亳地，大家都默认此地为早商文化……我们把二里岗文化，规定为中商文化的分界标尺”（郭宝钧1981）。

吕世浩:《皇甫谧“殷有三亳”说辨误》(2014)，未刊稿。蒙作者慨允引用，谨此致谢。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