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邦出东方丨肆陆•马车的突然出现（一）

图：欧亚草原中西部铜器时代及此前与马相关的遗址分布（大卫·安东尼  2016）

要之，关于马车的最早起源地，学术界还存在着欧亚草原和西亚两大起源地之争。但无论最早的马车起源于何地，西亚与欧亚草原都具备了发明马车的必要条件：（1）家马的驯化、引进和使用；（2）无辐车的广泛应用；（3）揉木技术与金属工具的熟练应用等。（王海城  2002）

最新的基因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早期的家马并非起源于普氏野马。英国学者通过对丝绸之路沿线17个地点的400多匹马的DNA分析，指出欧亚大陆东部马群的遗传结构的形成与古代贸易路线密切相关。（Warmuth等  2013）中国学者对陕西省神木县石峁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早期青铜时代遗址出土的马骨进行的古DNA分析表明，它们所属世系最早都出现在欧亚大陆西部青铜时代遗址，欧亚大陆西部的马群应是经新疆、西北地区被引入中国。（蔡大伟  2021）另外的研究表明，约4000～3600年前，在中国甘青地区已经存在驯化的马。甘青地区和内蒙古地区可能是家马传入中原地区的通道。现阶段还是应把中国家马的最初出现定在商代晚期，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家马利用。（袁靖  2015，菊地大树  2019）

图：家马群体在丝路沿线的分布（Warmuth等  2013，转引自蔡大伟  2021）

在早于殷墟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小双桥遗址，都没有发现马骨的证据。（袁靖  2015）但在河北省内邱县小驿头遗址二里岗文化晚期的灰坑中，幼体马骨骼与铜镞、少量陶器碎片共出（河北省考古所  1998），这一现象引人注目。目前中国最早家马的出现地殷墟遗址位于河北平原，家马从北方草原地带进入中原的可能性很高，而小驿头遗址恰位于殷墟以北约120公里处。“通过出土状况，推测小驿头遗址出土的马以何种形式与人类产生关联，或许可以将家马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从商代晚期追溯到商代早期”（菊地大树  2019）。

总体上看，新石器时代至晚商以前，中国北方地区并不适宜马的生存，当时的人们虽已识得家马，但只能与家马保持一种相对松散的关系，不太具有大量引入家马的迫切性与必要性。文化接纳是域外动植物本土化进程最终完成的标志。只有某一种动植物在社会文化上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们喜爱崇拜的对象，才能说明这种动植物已完全融入迁入地并完成本土化进程。家马在晚商以后，逐渐在北方地区被赋予社会功能、文化意涵，标志着其本土化进程的完成。（赵越云等  2017）那么，为什么家马到了殷墟时期才被“文化接纳”并完成了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本土化，就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蔡大伟:《古DNA与中国家马起源研究》，科学出版社，2021年。

郭物:《国之大事——中国古代战车与战马》，文物出版社，2025年。

杨建华:《辛塔什塔：欧亚草原早期城市化过程的终结》,《边疆考古研究》第5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

邵会秋:《新疆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文化遗存探析》,《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

[美]大卫·安东尼著，张礼艳等译:《马、车轮和语言：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的骑马者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第３辑，中华书局，2002年。

Warmuth V M, Campana M G, et al. “Ancient trade routes shaped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horses in eastern Eurasia”. Molecular Ecology, 2013, 22(21).

袁靖:《中国动物考古学》，文物出版社，2015年。

[日]菊地大树著，刘羽阳译:《中国古代家马再考》,《南方文物》2019年第1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内邱小驿头遗址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

赵越云、樊志民:《中国北方地区的家马引入与本土化历程》,《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