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邦出东方丨肆玖•大规模的人牲祭祀

许宏2025年12月02日约 3 分钟

人牲（也称“人祭”），是用活人做牺牲，杀之以祭神灵或祖先，属于供“食”的供祭品，所以用的是俘虏、“仇人”。人殉是用活人去为死去的有权势者殉葬，属于从死者，因是供“用（役使）”的，所以要避仇敌，用亲近者，殉者与被殉者的关系是二者生前关系的继续。

从新石器时代直到二里岗时代，人牲（又分祭祀类和奠基类两种）和人殉规模较小，所用人数多为一至数人。与殷商王室高度重视的占卜行为大致同步，其祭祀活动也极为频繁，尤其是祭祖的仪礼活动最为隆重，使用人牲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与此相比，仅用于陪葬的殉人数量要少的多。有学者评价在商代，“商王统治区及其四邻方国，实行着极为残暴的人牲制度”（黄展岳. 2004）。其实，这种极为残暴的、大规模使用人牲的现象，集中见于殷墟时期，而罕见于其前的二里头时代、二里岗时代和其后的西周时代。

图：商王大墓墓道中的无头肢体和王陵区祭祀坑中的人头

殷墟西北冈王陵区的东区，众多的祭祀坑组成了殷商王室长期祭祀祖先的公共祭祀场。经勘探和多次发掘，推测祭祀坑和少数陪葬墓的总数不少于2500座（近年，又新探出祭祀坑460座以上）（社科院考古所 2003），已发掘近1500座，其中人牲坑近千座，采集人牲标本3460例。如果把这批人牲作为祭祀王陵区迄今已发掘的14座大墓墓主的人牲，平均每座大墓约占66座人牲坑，牲人数约247人。殷商王室不但要在祖先埋葬时杀祭一批人，埋放在墓室内、填土中和墓道附近，还要在王陵区祭祀场定期杀人追祭祖先。

据甲骨刻辞记载，商王的祭祀活动极为频繁，每次祭祀所用的牺牲，有牲畜也有人，“伐人”“用人”之数从几个到几百个不等。据统计，殷墟小屯宫庙区发现牲人遗骨702具，侯家庄王陵区祭祀场发现牲人遗骨3455具，其他地点发现牲人遗骨362具，合计4519人，而甲骨刻辞所见人牲总数为13052人。（黄展岳 2004，考古所安阳队 1994）李峰推断至少有30000个殉人在王陵区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中被杀死。（李峰 2022）

图：甲骨刻辞中与人牲相关的内容（左上“卯五羌”，左下“卯三羌”，右“用六羌”，羌人是殷商时期人牲的重要来源）

关于祭祀坑中人牲的人种问题，大致有异种系说和同种系说两种意见。持异种系说的杨希枚根据对20世纪30年代发掘的头骨研究，认为“西北冈殷代的殉葬墓中的头骨所代表的人群，大体上说，可能主要包括北亚的类蒙古人种和次要的海洋类黑人种，以及最少类高加索人种的成分”。持同种系说的韩康信、潘其风则认为“实际上更为可能是由蒙古人种主干下的类似现代东亚、北亚和南亚种系组成的一大组头骨，其中仍以接近东亚类的占多数。体型上的这种多种类型，可以用殷人同四邻方国部落的征战中，虏获了不同方向来的异族战俘来解释。”（社科院历史所等 1985）

与殷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除了自然崇拜祀典偶尔用人之外，周人先世没有用活人祭墓的传统，也不存在宫殿宗庙的建筑中使用人牲的习俗。西周立国后，似乎也不继承殷人的这两种恶习。根据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西周贵族墓里和墓地上，罕见用人祭祀，宫殿宗庙建筑中，也未见奠基牲。（黄展岳. 2004）由殷墟时代及其前后的情况看，殷商集团大规模的人祭、人殉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