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邦出东方丨伍拾•北方因素大汇聚（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队长何毓灵，近来刊布了他系统梳理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的成果。其中，相较于西（西南）、南（东南）及东方文化因素，比重最大、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于北（西北）方文化因素（何毓灵  2020）。我们且看看他的分析：

首先，具有北（西北）方文化特征的青铜工具、兵器甚多，此外还有青铜车马饰件、镜、錾刻圆盘形器、角杯、鍑形器等。

图：殷墟北（西北）方外来文化因素铜器

环首刀：出土较多，系北方草原地区常见。大体自二里头时代、二里岗时代就被中原地区所接受。殷墟出土的环首刀很大可能是受北方文化因素的影响，在殷墟本地制作的。其中的三凸环首刀，环首外有三凸钮，多见于晋西陕北一带的李家崖文化（石楼—绥德类型青铜文化）（井中伟等  2020）。

兽首刀：有马首、牛首、羊首、鹿首和虎形柄等，制作精美。北方地区同类器多为马首，少见牛首、羊首。殷墟的牛、羊甚至鹿的造型，极可能是模仿马首刀制作的。

蕈首刀：柄首呈鸡心形，下端有枣核形小孔。属于李家崖文化的山西柳林高红遗址曾出土有类似铜刀。

铃首刀、铃首短剑：铃首是北方青铜器特色装饰。殷墟出土的铃首刀与河北青龙抄道沟遗址出土北方系统同类器的形制略有不同，可能为仿制。

铃首锥形器：柄端呈铃形，镂孔中空，内有铜丸，下端呈锥状。此类铜器多见于北方草原，可能用于缝制皮具等生产活动。

管銎斧：在晋西北的李家崖文化青铜器中经常出现。殷墟出土管銎斧形制与其略有不同。

管銎刀：其上所饰夔龙纹是典型殷墟文化元素，这表明该刀可能受北方影响，在殷墟当地铸造而成。

带钩矛：殷墟出土了一件带钩铜矛，属欧亚草原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风格，但与该文化的铜矛相比，叶面很窄，形体也较小（高江涛  2015）。由成分检测也可知此铜矛的金属成分与殷墟青铜器的成分基本一致，可见此器应是在殷墟青铜作坊内铸造的，属仿制器。

此外还有以“弓形器”为代表的车马饰件。殷墟出土80余件弓形器，多数出自墓葬或车马坑，偶见于祭祀坑。多数学者认为其应是车马器的一种，极有可能是御手束于腰间，拴挂马缰之用。弓形器最早出现于北方地区。与马车一同传到殷墟的，还有马与车上的配件和饰件，其中青铜C形马衔应与源于草原地带的骑马技术有关（黄铭崇  2015）。这些器物很快就在殷墟铸铜作坊中生产。此外还见有玉质C形马衔。

最新的研究显示，殷墟二期左右，二轮轻便式马车由欧亚草原传入中原，其背景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以及哈萨克斯坦中部、南西伯利亚地区包括出有弓形器的卡拉苏克文化在内的一系列“后安德罗诺沃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兴起。若在该背景下理解，商周文化的弓形器与南西伯利亚的弓形器一样，显然都有可能是来自草原地带。（王鹏  2021）

镜：共出土6面。是迄今所知中原地区最早的圆板带纽铜镜，一般认为与内亚草原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有关。（吴晓筠  2017）有的铜镜饰有殷墟特有的龙鳞纹。

錾刻圆盘形器：用途不明。其錾刻工艺和六角星形图案，被认为是北方草原青铜器特征。

角杯：器身外设有一贯耳，用以悬挂，饰有殷墟特有的夔龙纹。此类器主要见于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

鍑形器：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体现了中原殷商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融。只是器底有铭文，可能是仿北方鍑形器铸造的（郭物  2003）。

何毓灵:《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中原文物》2020年第2期。

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20年。

高江涛:《试论中国境内出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南方文物》2015年第4期。

黄铭崇:《从商代的“C形马衔”与“尖锥策饰”看商代的“骑兵”问题》,《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

王鹏:《关于弓形器的用途和定名问题》,《南方文物》2021年第5期。

吴晓筠:《商周时期铜镜的出现与使用》,《故宫学术季刊》2017年第2期。

郭物:《鍑中乾坤：青铜鍑与草原文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