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邦出东方丨伍壹•北方因素大汇聚（二）

【接上】此外，殷墟发现的3枚铜印章，呈方形或近方形，引文内容可分为文字、文字+肖形以及肖形三类。其主要功能与青铜器铭文类似，用以标识主人的私名或氏族。（何毓灵等 2012）这是迄今所知东亚大陆最早的铜印章。河南渑池郑窑遗址出土二里头文化的陶戳形器，应具备印章的徽识功能。（河南省所等 1987）再往前则无迹可寻。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地处衔接欧亚非大陆特殊地理位置的叙利亚—两河地区就率先发展出复杂的“戳印+封泥+陶筹”贸易系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这一贸易系统促进了该地区的社会复杂化，并催生了文字和书写系统的出现。（覃春雷 2021）此后西亚、中亚和南亚各地又出现了青铜及其他质地的印章，这些印章为探索殷墟青铜印章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其次是出土玉石器。殷墟玉器以妇好墓、花园庄东地M54出土最多。见于妇好墓的红玛瑙串珠，一般认为应是从中亚和西亚辗转传播到中国的。（杰西卡·罗森 2011）。权杖应为西亚地区首创，后逐渐向四围扩散。（李水城 2021）殷墟出土的权杖头形制虽与西北地区相异，但其实质是相通的。妇好墓出土石球应即北方地区常见的权杖头。（韩金秋 2008）见于妇好墓的石锤，则应是卡约文化的典型器物。

图：殷墟北（西北）方外来文化因素玉、石、陶器

殷墟文化时期突然出现的文化因素还包括石质容器和各类动物形象的石质雕像，这也是不见于二里岗文化和更早的中原及左近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新生事物”。据统计，殷墟发现的可复原和可辨识个体数的石质容器达70件。这些石容器多为大理石制成，主要发现于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尤以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出土者最为精美。各类动物石雕截至20世纪80年代既已出土100余件。（董好 2020，考古所 1994）而更早的制作和使用石质容器的现象，均见于北方地区，如兴隆洼文化、阿善文化、红山文化（石阳 2012）和夏家店下层文化（考古所 1998）等，发现的地点集中在长城沿线、燕山南北地带。（郭京宁 2008）

再次是殷墟陶器。陶器基本都是普通的生活用器，如果我们把部分铜器、玉石器，甚至马车等器物看作是以战争、贸易、传世等方式进行流动的话，那么陶器显然不具有如此的流动性，其更可能代表着使用这些陶器的主体人群的流动，从中可更直观地了解周边区域考古学文化与殷墟文化的交流与互鉴。目前，殷墟遗址出土的明确具有北方地区文化特征的陶器，主要来自于晋陕高原的李家崖文化（花边口沿袋足鬲、三足瓮）、晋中地区的杏花村文化（鬲）以及京津地区的大坨头文化。

殷墟文化深受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因素影响，其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实属罕见。从时间上来看，殷墟文化无论是输入还是输出，在殷墟文化早期都是最为显著的，甚至可以与商王武丁时期对应起来。有学者认为，北方外来文化因素集中于殷墟早期，应与此时商王朝大规模征伐关系巨大。（朱凤瀚 2013）殷墟文化二期之时，马车及其配件开始迅速在殷墟得到普及。相较于中商阶段，商王朝政治中心往北移动近200公里后，一下子拉近了与北（西北）方群族的距离，缓冲地带已经消失，战争成为必然。甲骨文献大量记载对北（西北）方的战事便是在此情境下产生的。（何毓灵 202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渑池县文化馆:《渑池县郑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

覃春雷:《叙利亚8000年：在贸易、交流与冲突中走向城市文明》,《“叙”写传奇——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文物出版社，2021年。

杰西卡·罗森著，邓菲等译:《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李水城:《燿武扬威——权杖源流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韩金秋:《试论殷墟二期中型墓中的北方文化因素》,《中原文物》2008年第6期。

董好:《殷墟地区出土石容器研究》,《南方文物》2020年第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石阳:《文物载千秋：巴林右旗博物馆文物精品荟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郭京宁:《略论中国史前的石容器》,《考古学研究（七）》，科学出版社，2008年。

朱凤瀚:《由殷墟出土北方式青铜器看商人与北方族群的联系》,《考古学报》2013年第1期。

何毓灵:《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中原文物》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