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邦出东方丨伍贰•北迁“河内”的疑问

如前所述，在学界的主流话语系统中，这么多的“新生事物”集中出现于安阳殷墟，只是商王朝的都邑从郑洛地区北迁后王朝内部的新举措、新面貌。对此，也几乎无人提出异议。这里的疑问是：仅仅向北迁移了不足200公里，文化面貌的差异竟如此之大？如果这些巨大变化，是与“商人”和某支“北路军”的会合有关，那么这支“北路军”的来头是什么？它究竟是主角还是配角？就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究了。在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

从地理形势上看，在战国中期黄河下游全面修筑堤防以前，黄河频繁决溢改道，河北平原沼泽密布，洼地连片，古人只能选择靠近太行山东麓地势较高的山前洪积平原居住。被认为属于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的遗址就集中分布于这条宽度仅为70～120公里的走廊上。（张渭莲 2008）

图：郭静云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

她注意到，据既往学者研究，与二里岗文化相比，殷墟文化墓葬出土青铜兵器的比重大幅度提升，达全部铜器的半数以上，远超礼容器（张渭莲 2008）；而出土的兵器类型涵盖中原、东北地区的兵器特色，也有很多草原兵器的类型。从出土兵器看，殷商时期有专职军事的特殊贵族阶级，殷商之前则看不出有这类贵族存在的迹象。草原兵器应是经过蒙古草原，或贝加尔湖、黑龙江草原一带，从东北流传到中国。

郭静云还指出，除了郑（州）偃（师）地区二里岗文化以夔龙为母题的造型，殷墟青铜礼器纹饰中还经常蕴含着羊、牛、象、犀牛、鹿、猪、凤、鸮、鹰等其他禽兽的特征。来源不同的多类神兽，代表当时社会已有多元化的崇拜对象。混合性的造型取代了独特崇拜对象的造型，这涉及革命性的信仰变动。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荆志淳教授认为，大邑商最初是先前相互分离的人群交汇地，是由一个具有不同传统、语言和身份的陌生人组成的城市，⽽非⼀个单⼀、同质化的政治中⼼。殷墟早期的国家核⼼管理层吸纳了来⾃不同地⽅社群的⼤成员，这种现象反映出当时⼈⼜来源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国家通过推⾏标准化的祭祀体系、⽂字体系与物质⽂化，有意识地将这些原本相互分离的群体整合进⼀个统⼀⽽等级分明的城市社会。（周要港 2025，荆志淳 2025）

张渭莲、段宏振:《中原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走廊：太行山东麓地区先秦文化的演进格局》，文物出版社，2015年。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周要港:《会议纪要丨分会场二：夏商文明研究新进展》，“河南考古”公众号，2025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