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邦出东方丨伍肆•驯马族群，入主殷墟？（二）

在此基础上，郭静云教授认为，在中国境内各地的文化之外，殷商文明还具有原来不属于中国境内、非常关键的文化元素，显示殷商时期有新的族群进入中国，并带来前所未有的文化内涵。这些全新的事物包括发达的兵器所代表的军事贵族、草原兵器以及大量人牲祭祀坑所见大规模杀人斩首礼。此外还有大量出现的大理石制大型礼器、马车、一至四条墓道的大冢，甲骨金文文字系统，独特的老虎造型等。

殷墟考古中有几项文化内涵与殷商王族脱不了干系，且是从事远地战争的族群才有的特征。安阳考古发现，使用马车者多为王族，马车可说是王室的象征，应是殷商王族由其发祥地带来的文化元素；有大量被杀之人的人头骨坑也是王族的遗址；大理石礼器仅出现在王族的宫殿和大冢墓遗址；老虎造型则主要出现在王族墓葬里；现今所见的甲骨文，主要出自王或王族的占卜和祭祀活动。这都是殷商王室和高级贵族的标志。“草原游战族群的生活才是殷商王族的背景。”

图：殷墟大理石虎首人身玉雕

她进一步论述到，殷商是成熟多元的国家文明，并非单一族群的发展结果。统治殷商的王室当然也是众多族群里的一个支脉，有其本身的特殊生活方式、祭礼和葬礼，也有王族特有的礼器和其他标志物，唯有追索探讨这些标志物的来历，才能对王族的来源和属性有所了解。反之，诸如陶器、建筑类型、平民的生活状态等，虽然也是殷商文明的一部分，但都不能当作殷商王族的属性标志，更不可能用以说明殷商王族的起源。

郭静云指出，那些认为马车在殷商文化中只是外来现象和单纯的文化传播，不牵涉到人群移动的看法，违背了文化传播的实际过程。所有的外来文化只能以人为传播媒介，而且这是一种缓慢的过程。世界史上从没有一个完全不认识马的农耕民族，在未曾遭受外来驯马民族统治的情形下，会突发奇想地自行引进马匹，变成驯马民族；也没有一个王朝会让外族驾着战车长驱直入，却能够继续保留自己的统治权。古埃及、古巴比伦，都曾经历过被外来游战族群统治的历史，然后才习得、掌握马车技术。殷墟之前未见有马车，殷墟时期突然有一个民族开始重视马、会用马车、以随葬马车作为自己的标志物。这样的现象恐怕只能有一种解释：此族，即殷商王族，是从外地引入马车技术的民族。过了两百余年后，各地中原贵族才学会习用马车。这是非常典型的文化传播过程。

说到文字，郭静云指出，在殷商之前，中国肯定已经有数种不相关的文字系统产生。在西亚文明中，阿卡德、巴比伦等文明，在苏美尔文字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了巴比伦文，使得后来的巴比伦文得以拥有足够广泛的使用率和影响力，成为能够跨语言、广泛被使用的记录工具，最终也造成了两河流域南方地区原始苏美尔文字的消失。同样的，殷商文字系统也是建立在借用别族文明文字的基础上构成了跨族群和语言属性的文字系统。

至于洹北商城的历史角色，她指出在其中尚未找到殷商王族的重要标志，遗址内还没有见到马骨。洹北应非殷商王族留下的遗址，而是本土城邦。殷商王族毁灭了这些城邦，进而建立自己的王朝。他们可能继续使用本地石工、金工、陶工，或许也让洹北国的军兵、官僚为新王朝提供服务。所以殷墟与洹北商城考古显示了不少传承关系，却缺乏一致的关联性。尽管对洹北商城主人身份的具体推想不同，但郭静云教授的认识，与前述荆志淳教授关于殷墟与洹北商城考古遗存间差异的分析（见“肆拾贰·洹北商城与殷墟之别”，王炜 2014）不谋而合。

图：洹北商城和殷墟遗址总平面图（荆志淳绘制）（岳洪彬等 2023）

鉴于上述，郭静云教授认为“郑偃城址的统治者和殷商的殷墟王族，恐怕不能视为同一个王室的延续，两个遗址也不宜视为同一王朝的先后国都”，“殷商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文明内容，与殷商之前的中原地区的文明有许多差异，反而与东北文明之间的传承关系十分明确。”“既然以殷墟为都城的国家自称为‘商’，而中国境内在殷墟之前的城址都与殷墟差异很大，故它们都不是‘商’，而是殷商建国之前的各个古国。”（郭静云 2013）

郭静云提示的这些差异和比较文明史视角下的推想思路很重要，具有启发性。遗憾的是，她给出的殷商文明近源（部分源自夏家店下层文化等）和远源（亚洲草原驯马族群）证据并不充分，尤其是作为近源的东北地区考古遗存的年代及其所规定的文化传播的方向性，无法支持其观点（相关问题容另文探讨）。因而这一假说，仍有待验证。

岳洪彬、岳占伟等:《近二十年来殷墟小屯宫庙区考古发掘与布局研究的新认识》,《中原文物》2023年第5期。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