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邦出东方丨伍玖•盘龙城的青铜工业

距郑州商城最远的随葬成组青铜器的二里岗文化墓葬，就发现于前述长江中游的武汉盘龙城遗址，该地距郑州的直线距离已达450公里。据最新的统计，截至2020年前后，郑州商城发现的二里岗文化时期青铜礼容器总数达140件，郑州商城以外发现的同时期青铜礼容器420余件，而其中出土于盘龙城遗址的即达190余件。（司媛 2023）

图：李家嘴2号墓出土的部分青铜礼容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2003）

二里岗文化晚期是盘龙城聚落的兴盛期。历次发掘出土青铜器及采集品达350件以上，绝大部分属于此期。可确认属二里岗文化晚期前段的墓葬有数座。其中李家嘴2号墓规格较高，随葬器物种类齐全，数量较多。食器有鼎，除锥足鼎外，开始出现扁足鼎，还有鬲、甗、簋；酒器有爵、斝、盉、觚、尊；水器有盘。一种多件甚至各种器物等量相配的组合方式开始出现。甗、簋、尊、盘等新出的器种都是同类器中最早的。新出水器仅见于规格较高的墓，表明水器似乎也开始具有身份等级象征物的功能了。

看到这个庞大的青铜器群的规模和品类，我们能否说盘龙城的“行政级别”甚至比郑州还要高呢？不能。要知道郑州商代都邑整个被压在近现代郑州市区以下，被破坏相当严重，而原来地处农村的盘龙城保存则相当完好。就遗存中的“不动产”而言，郑州商城的内城面积是300万平方米，盘龙城城圈（相当于内城或宫城）的面积约7万平方米；郑州二里岗文化遗存相对集中分布的范围约160平方公里，盘龙城聚落最兴盛时的面积仅逾2平方公里。回到青铜器，仅比一个最大值：盘龙城出土最大的铜圆鼎，通高55厘米；郑州商城出土最大的铜方鼎，通高100厘米。而就当时的礼制而言，方形器显然较圆形器为重且层级高。

图：盘龙城出土青铜容器举隅（鼎、爵、罍、觚、斝）

近年，盘龙城小嘴遗址发现了包括石范、陶范、陶坩埚、铜渣、炉壁等在内的冶铸遗存，铸铜作坊面积可能大于2000平方米。科技分析的结果表明，盘龙城有可能存在独立的青铜铸造业（南普恒等 2008，刘睿良等 2017）。所出陶范较细碎，个别可能为青铜鼎、簋类器物的陶范块，表明除小型工具外，不排除当地铸造青铜容器的可能性。如是，这是二里岗文化时期都城地区之外铸造青铜礼容器遗存的首次发现。

美国学者贝格利教授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关注流散于海外的二里岗文化风格的青铜器，并意识到它们的重要价值，他对这批当时不受海外收藏界和学界青睐的铜器以及后来盘龙城出土铜器的评价是：“即使安阳从来没有存在过，二里岗也应该在世界艺术史上享有盛名。然而，盘龙城出土的铜器揭示出了一幅更加宏伟的画面。”他指出：

盘龙城正在铸造与郑州一样的铜器。盘龙城不像是一处临时的聚落，从郑州来到这里的精英阶层不是住在帐篷里的旅客，他们是殖民者或入侵者，相信自己会在湖北常住。当贵族创建城市或殖民地的时候，他们把所需要的一切都带来，以便重建他们在家乡的贵族生活。他们带来会筑城墙的工匠，建造宫殿的工匠、铸造青铜器的工匠。我以前就确信盘龙城有能铸出这里所发现的铜器的工匠。我知道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今天我比以前更加坚信这一点。（贝格利 2016）

考虑到盘龙城青铜器形制与中原地区几乎完全相同，青铜器生产作坊的技术人员应该是来自中原政治中心。青铜器生产则说明在高端技术和金属资源组织上，盘龙城还有着进行复杂的社会运作能力。（张昌平 2020）更有学者认为，郑州与盘龙城容器铸造技术是相辅相成的，无论是技术，还是器物种类、造型、纹饰都有高度的一致性。其背后反映的是在统一王权管理下的组织生产。以二者为代表，构成了商代早期南北两个青铜容器铸造中心。（何毓灵 2020）

图：盘龙城其他遗存出土的部分青铜礼容器

（上：晚期早段，下：晚期晚段。依司媛 2023改绘，司媛制图）

一般认为，盘龙城遗址最晚的遗存相当于安阳洹北花园庄晚期，那也正是洹北商城终结而狭义殷墟文化开始的时间节点。彼时的殷商集团“执行了一个不同于盘龙城的控制模式，这一模式似乎给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很可能给南方带来了青铜文化的独立发展。在此之后，新干大洋洲、广汉三星堆等地域青铜文化崛起，长江流域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张昌平 2020）

司媛:《二里头、二里岗时代青铜礼容器的空间分布及意义》,《中原早期青铜时代——聚落与礼器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2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南普恒、秦颍等:《湖北盘龙城出土部分商代青铜器铸造地的分析》,《文物》2008年第8期。

刘睿良、马克·波拉德等:《共性、差异与解读：运用牛津研究体系探究早商郑州与盘龙城之间的金属交流》,《江汉考古》2017年第3期。

[美]贝格利（Robert W. Bagley）:《反思盘龙城遗址的意义》,《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

张昌平:《关于盘龙城的性质》,《江汉考古》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