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青铜视角下的“古国时代”与“王朝时代”（一）
许宏约 8 分钟2023年12月9日，国家文物局召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发布会，会上介绍了国家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的研究成果。
项目研究认为，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从约距今5800年至35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大的时代。1
中国古代最早的金属利用——从简单的冶铜到复杂的青铜礼器铸造，与“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的演进大致同步。上述国家文物局的新闻发布中并未提及青铜器及其冶铸技术在这两大时代演进过程中的历史意义。本文拟对此做一粗浅的分析。
一、 “古国时代”之大部属“原始铜合金”初现期
据前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的最新研究，“古国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小阶段。具体而言：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约距今5800-5200年，以西辽河流域的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为代表。古国时代第二阶段在距今5200-4300年前后，以浙江杭州良渚等遗址为代表。古国时代第三阶段，大体相当于距今4300-3800年前后。工程认为，彼时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趋势，奠定了中国历史后来走向的基础。这一阶段，中原和北方地区后来居上，开始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距今3800年以后，进入王朝时代。（表1）
表1：两大工程分期与早期用铜遗存分期的对应关系
注1：？号表示该器年代与所属考古学文化尚存争议。
注2：[ ]内的数值，系笔者推断的青铜时代和王朝时代的起始年代。
注3：此三栏以分号区隔各地出土铜器，括号内的地名涵盖其前的所有器物。
需指出的是，关于红山文化是否已进入国家阶段和文明社会，学界仍难有共识。目前看来，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虽被纳入了“古国时代”初期阶段，牛河梁遗址所反映的高度分化的红山“古国”呼之欲出2，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也只是提及这一阶段“出现了一批大型的复杂社会群体，并开始出现社会的等级分化”。从聚落形态的角度看，除了牛河梁、东山嘴等祭祀中心外，包括环壕聚落在内的红山文化大部分聚落面积偏小，并无显著的社会分化的迹象。此外，植物考古发现表明，红山文化先民虽然已经从事农耕生产，但还相对粗放，渔猎和采集所占比例仍然较大，尚未进入到农业社会阶段，“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仍然处在由采集狩猎向农耕生产转变的过渡时期”3。
至于到目前为止仍被屡屡提及的红山文化的用铜遗存，如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冶铜炉壁残片和红铜环饰，均经冶金史与考古学测年等多学科分析而被否定，认为应属更晚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内蒙古敖汉旗西台遗址出土陶范的年代也无法遽断。鉴于此，可以认为到目前为止，尚无可靠的证据表明红山文化晚期遗存中存在用铜的迹象。4
显然，类似红山文化所代表的这类群团的社会组织，还没有达到一般认为的国家的层级。说到“古国时代”概念中的“古国”，倡议者也指出它指代的是中国古典文献中所谓“万国”之“国”，而非社会学和文明史范畴的“国家”。而“就目前的资料看，古国极有可能在开始对周邻开展大规模整合的时候，其社会的演进才算到了可以称之为国家的程度——如良渚、石峁。”只是“考虑到此前上至公元前4000年间出现了聚落群内部整合，此间聚落群之间的整合是前个时段社会趋势的继续”，才“把这个时段也纳入古国时代的范畴”5。
目下，考古学所能观察到的东亚大陆最早的国家遗存，应该是良渚古城及以其为代表的良渚文化。6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其归为“古国时代”第二阶段。在绝对年代上，工程将该阶段的上限即良渚文化的上限，从距今5300年减至距今5200年，其实，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之一的张弛教授在其独著论文中，甚至将良渚文化的上限推定在距今4900年。7这或许更近史实。据最新的发现与研究，良渚遗址群中，与都邑相应的大型水坝系统和贵族墓地的出现，已约当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中期。8
到了“古国时代”第三阶段的龙山时代后期，上述各区应已是邦国都邑林立，但文化发展出现了更大的不平衡，各周边地区富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或初期文明盛极而衰。“只有中部的中原与东方的海岱两大区系文化还保持着继续发展的势头。这两大区系文化，分别向各自的南北方向扩展地盘，增强实力，而东西方之间则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胶着状态，形成了‘夷夏东西’二元对立的新格局。”9最后，以大型都邑为核心的王朝文明正是在吸收了各地丰富的文明因素的基础上，最终得以崛起于中原的。
我们再看看“古国时代”这三个阶段中用铜遗存的发现情况。
拙著《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10，梳理分析了截至2019年公开发表的仰韶时代至二里岗时代的全部用铜遗存资料。但限于书的定位与体量，未能将详细图表和相关注释悉数公布，《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中国早期铜器卷》11一书或可弥补这一不足（该书收录范围自仰韶时代至二里头时代，资料截止时间大致为2018年）。
图1：甘肃临潭磨沟遗址出土齐家文化铜器
如前所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推定的“古国时代”上限为公元前3800年。在此前后的关中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若干小件黄铜（铜锌合金）器，这是现知东亚大陆最早的铜制品。这类铜锌混合矿或共生矿制成的产物，不能等同于后世人工有意识制造出来的铜合金，应属于“原始铜合金”16。这当然包括铜与其他金属的混合矿或共生矿制成的所谓“青铜”的合金物。如此获取的原始铜合金具有极大偶然性且不能量产，在各地皆昙花一现，与后来青铜冶铸之间有大时段的冶金史空白。这类零星的用铜遗存自约公元前4700年持续到了公元前21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前期。
其中，甘肃永乡林家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青铜刀令人瞩目，年代被推定为公元前2740年前后，属于“古国时代”第二阶段。据研究，无论仰韶文化的黄铜器还是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含渣量均很高，表明当时还没有提纯的概念。更有学者认为，林家青铜刀所显现的“青铜技术的出现，仍不能不考虑西方文化渗入的可能性”17。这对早期用铜遗存出现的偶然性、断裂性以及合金的复杂面貌来说，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解释。但马家窑文化时期来自西方传统的因素很少，因而有学者怀疑该器可能属齐家文化时期。18
就已有考古资料而言，龙山时代前期的用铜遗存主要发现于华东与华中低海拔地区，涉及的考古学文化有大汶口文化（晚期）、海岱龙山文化（早期）和石家河文化（中晚期），年代约公元前2500—前2100年。除了若干黄铜小件器物或锡、铅含量高于铜的合金残器外，就是铜矿石、铜渣、炉壁和坩埚残片等与冶铸相关的遗物。这表明，在整个东亚大陆，此时对金属加工的探索仍处于初期阶段。19
1.翟如月、李瑞:《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国家文物局”官网，2023年12月9日。
2.郭明:《红山——中国文化的直根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3.赵志军:《新石器时代植物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中国农史》2020年第3、4期。
4.许宏:《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5.赵辉:《“古国时代”》,《华夏考古》2020年第6期。
6.赵辉:《良渚的国家形态》,《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3期。
7.张弛:《原生新石器社会走了多远——论中国史前复杂社会的三次区域性兴衰》,《文物》2023年第6期。
8.王宁远、姬翔等:《浙江省杭州市良渚遗址聚落结构与外围水利系统研究》,《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2023）》，文物出版社，2024年。
9.栾丰实、王芬:《夷夏东西：从多元到一统的重要过渡阶段》,《文史哲》2024年第5期。
10.许宏:《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11.刘远晴:《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中国早期铜器卷》，科学出版社，2020年。
12.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大学考古学院等:《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小玉梁台地西北部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2期。
13.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2015年春季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8期。
14.陈坤龙、杨帆等:《陕西神木市石峁遗址出土铜器的科学分析及相关问题》,《考古》2022年第7期。
15.王璐、梅建军等:《甘肃临潭县磨沟遗址出土齐家文化铜器的分析与研究》,《考古》2022年第7期，图1引自该文图二。
16.滕铭予:《中国早期铜器有关问题的再探讨》,《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
17.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
18.林梅村:《中国青铜文明起源新探》,《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19.许宏:《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原刊于《吉金·中国青铜文明的兴起与繁荣》，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5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