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青铜视角下的“古国时代”与“王朝时代”（二）

许宏2026年02月21日约 5 分钟

二、“古国时代”之尾末属多种合金尝试期

在东亚大陆的冶金发展史上，真正可以作为一大里程碑的时点，是公元前2100年前后。只是到了此时，东亚大陆各地的用铜遗存才有了较普遍的发现。除了之前已有的黄铜、红铜、锡青铜外，还出现了铅青铜、锡铅青铜和砷青铜。制造方法上，锻造和范铸并存；虽已发现了零星的较复杂的复合范铜铸件，但尚无成功制造出铜容器的证据。在龙山时代末尾阶段，中原腹地的嵩山周围兴起了新砦类遗存和二里头文化初期（第一期）遗存（约当公元前1900—前1700年），可以作为多种合金尝试期的结束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年代学测年的精度在提高。我们可以把这数百年时间再细分为两个小时段，从中窥知东亚青铜潮的扩展过程。

多种合金尝试期的早段约当公元前2100—前1900年，各地用铜遗存开始增多。但一般聚落中的成形器物，只有器形简单的刀、锥等小型工具，并无明显进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原地区某些中心聚落异军突起，开始铸造工艺较复杂的铜铃和容器等空腔器，如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所见。陶寺遗址出土的砷铜盆（？）残片和红铜铃，开启了东亚大陆利用陶质复合范铸造空腔器物和容器的文化传统之先河。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遗存中，出土了一件青铜容器（可能为鬶）的腹部或袋状足的残片。这是东亚大陆现知最早的用复合范铸造法（块范法）制作的青铜容器。

从这一时期用铜遗存较普遍地存在于普通聚落，而铜器又基本为日常用品的情况看，最初冶铜和锻铸铜器的行为应是“群众性”的。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彼时，“东亚大陆上几乎所有重要的聚落，都着手进行铜器铸造的实验，这些实验，大多数都失败了，即使有成功的，也未对整个社会造成太大的影响”²⁰。

公元前1900—前1700年前后，东亚大陆进入多种合金尝试期的晚段。此期用铜遗存的考古学文化有西北与华北高地区的西城驿文化、齐家文化（中期）、石峁文化（晚期），以及华中与华东低地区的新砦类遗存和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等。

在河西走廊地区，西城驿文化的分布最西达于敦煌一带，有证据表明这一文化人群可独立冶炼红铜和含砷、铅等合金。齐家文化的冶金技术应直接来源于西城驿文化。在河西走廊偏东区域，西城驿文化与齐家文化共存，二者冶金遗存的面貌难以区分，形成“西城驿—齐家冶金共同体”²¹。齐家文化青铜器出现的年代最早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年代大致相近，最晚则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早期。

与齐家文化相类的，是对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用铜遗存的年代判定。此前披露的皇城台大台基遗迹出土的铜刀和环首刀石范，因背景关系交代不详，均被学界当作龙山时代石峁文化的遗物来使用。已有学者怀疑其“年代和中原商代器相若”²²，近年系统发表的研究报告，则给出了更为明确的信息：它们“多出自皇城台门址发掘区的第2层，该阶段出现了‘蛇纹鬲’，是石峁城址废弃之后朱开沟文化时期的遗存，相对年代约当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上层文化或略晚，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600～1400年”（图2）²³。

图2：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铜器

在中原腹地，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的一件红铜容器（可能是鬶或盉类酒器）残片，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新砦类遗存”。从王城岗遗址的青铜容器残片，到新砦遗址的红铜容器残片，是东亚大陆腹心地区开始尝试制造铜质礼容器的例证。在二里头文化早期（第一期乃至第二期），关于铜质礼容器铸造的线索了无踪迹，虽有考古发现的或然性，但也暗示着铸造探索过程的曲折不易。

由上述观察可知，东亚大陆应不存在以使用红铜器为主要特征的所谓“铜石并用时代”，不存在如西亚等区域那样的长逾千年的冶铜技术探索期。齐家文化铜器出现的初始阶段、陶寺文化中晚期是否主要使用红铜，有待于今后发现的证实。即便它们都有一个以使用红铜器为主的阶段，其延续时间也不过两三百年。在多数区域，早期铜器的使用呈现出红铜、砷铜、青铜并存的状况。延续时间短、各种材质的铜器共存，暗示着用铜遗存出现的非原生性。正如多位学者已分析指出的那样，东亚大陆用铜遗存的出现，应与接受外来文化影响关系密切。“中国西北地方对来自中亚及以远地区的冶金术并非全盘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加以改造和利用，并不断形成自身的特色”²⁴。在这里，“主动加以改造和利用，并不断形成自身的特色”就是技术创新的过程，也正是这样的过程才导致中原地区“华夏风格”冶金术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