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青铜视角下的“古国时代”与“王朝时代”（三）

三、“王朝时代”与青铜时代的开端具有同步性

如前所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研究结果之一是，“古国时代”下接“王朝时代”，而王朝时代的开端约当距今3800年，也即公元前1800年前后。众所周知，这个公元前1800年的关键性节点，就是二里头文化的起始年代。根据最新的测年数据，二里头文化的上限约当公元前1750年²⁵，如果往前取整数的话，就是公元前1800年。也即，按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成果，“王朝时代”开始于二里头文化。由是可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是考古学本位的。

众所周知，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前，还有一个国家级的研究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而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夏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2070—前1600年。如果按此阐释框架，那么二里头文化只相当于夏王朝纪年的后半段，而前半段也即二里头都邑及二里头文化之前还存在被称为早期夏文化的时段。

但比较这两大工程的研究结论，可知按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方案，从公元前2070年开始就进入了夏王朝，也即进入了王朝时代，而依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的研究结论，王朝时代却开始于公元前1800年，二里头文化之前的遗存都被归入了“古国时代”（表1）。显然，古国时代是“满天星斗”的时代²⁶，是无中心的多元的时代，是前王朝时代。如此看来，两大工程的研究结论大有进一步整合的必要。

十余年前，我在拙著《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²⁷中提出，只有二里头都邑及其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可以称为“最早的中国”，它是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简称。之所以用“广域王权国家”，是感觉王朝（dynasty）这一概念涉及血缘的世袭，是我们无法从考古材料中来解明的。因而，笔者更倾向于用“广域王权国家”来指代二里头文化这样的新兴的王朝级文明，而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龙山时代后期的遗存中没有显现出像二里头都邑及二里头文化这样的王朝气象，也即“王朝诞生传说地，并无王朝气象”。现在，最新官宣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显然支持笔者在《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等论著中的提法。

就用铜遗存而言，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原始铜合金”初现期和四百年左右的多种合金尝试期，经历了与矿石和技术的偶遇、失传、反复试错、区域间此起彼伏的探索历程，中原文化区最终开始了从空腔响器（陶寺）、容器（陶寺）到复杂礼容器（王城岗、新砦）的复合范铸造试验，并直接催生了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青铜文明辉煌期的到来。

如前所述，被认为属于夏王朝早期阶段的龙山时代后期，只见有极少数可能在冶金实践中试验失败了的红铜或青铜容器残片。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的遗存，仅有几处遗址出土铜器，且均为小件，可辨器形为刀、凿等，青铜器并未占有显著的位置。彼时的洛阳二里头遗址，面积超过百万平方米，已成为区域性的中心聚落，甚至达到都邑级别。但其文化面貌、聚落布局的细节仍有待廓清；在空间上，向外扩展的范围远不能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之后的态势相比。因而，我们将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归入青铜时代前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属于多种合金尝试期，将二里头文化第一、二期之间的大约公元前1700年²⁸，作为青铜时代肇始期的起始时间。

自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始，二里头聚落开始展现出其作为广域王权国家都邑的宏阔风貌，也应在此时才开启了“王朝时代”。遗址面积扩展到现存范围的最大值——300万平方米。中心区由宫殿区、围垣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总体呈多网格布局（图3）。与此同时，用铜遗存也开始丰富起来，铸铜作坊始建于此期。到二里头文化晚期，其铜器数量、种类较之龙山时代诸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都大幅度增多，冶铸技术也有了飞跃性的进步，在中国金属技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图3：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区划布局²⁹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铜器，包括容器、兵器、工具、响器和其他杂器等。据最近的统计，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制品总数近300件；另有冶铸遗物近百件。在考古发掘出土的铜器中，各类礼容器如爵、斝、盉、鼎（图4），响器铜铃，以及牌饰和近战兵器如戈、战斧、钺等基本出于墓葬，应为贵族的身份地位象征物。

图4：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礼容器群（爵、斝、盉、鼎）³⁰

以二里头文化为先导，此后的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和西周文化这一系列自身高度发达又向外施加影响的核心文化所代表的“广域王权国家”，与中国青铜礼容器群的出现具有同步性，耐人寻味。青铜礼器是集社会等级、财富、权力于一身的象征物，其地位远超过玉器、漆木器、陶器等传统质料的贵族用器。铜器的材质本身给人以美感，古代便有“美金”“吉金”之称，而且铜礼器的生产比制造其他贵族用器需要更复杂的技术、更高的管理技能，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中原王朝以青铜容器为主的礼器群的这种礼仪功能，将其金属制造业与东亚大陆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地区截然分开，形成自身鲜明的特色³¹。青铜礼器成为礼器组合的核心，昭示了二里头文化的礼器群与龙山时代“前铜礼器”³²群的重大分野，由此开启了三代青铜礼乐文明的先河。如果说二里头文化是东亚大陆青铜文明的星星之火，那么到了二里岗时代，这一具有外向型、大体量特点的青铜文明的影响已呈燎原之势（图5），从而奠定了中原乃至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基本路向。

图5：二里岗文化晚期晚段青铜礼容器的空间分布³³

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的肇始时间，迄今仍众说纷纭。绝大部分学者认同这样的观点：“青铜时代，是指青铜器在考古记录中有显著的重要性的时期而言的。辨识那‘显著的重要性’的依据，是我们所发现器物的种类和数量”³⁴；“青铜器的零星发现是不足以作为中国青铜时代开始的证据的”³⁵。准此，就目前的认识，整个东亚大陆多地区大致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约当公元前1700年前后。第一批进入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只有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晚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³⁶

25.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图7-41 夏商西周时期¹⁴C测定的考古年代框架示意图，科学出版社，2022年。

26.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27.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28.依前述《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二里头文化第一、二期之交的数值为公元前1680年。

29.赵海涛:《营国城郭井井有序——二里头都邑布局考古的重大进展与意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图3依该文图1改绘。

30.引图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提供。

31.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早期礼器的生产》,《桃李成蹊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04年。

32.高炜:《龙山时代的礼制》,《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33.司媛:《二里头、二里岗时代青铜礼容器的空间分布及意义》,《中原早期青铜时代——聚落与礼器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23年，引图依该文图二五改绘。

34.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35.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20年。

36.许宏:《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原刊于《吉金·中国青铜文明的兴起与繁荣》，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