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许宏

大邦出东方丨陆肆•陶器的“体制美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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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工艺简单而不便携带的日用陶器,往往具有极强的地域性特点和文化传统上的保守性,如非人群迁徙和政治性强势干预等因素,很难达到广大地域内制器风格的高度一致。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就总体显现出这种自然状态,即便在二里头都邑,我们看到的也是一种“百花齐放”的景象。据初步统计,二里头文化的器类达到30余种,各器类的形制、尺寸、装饰风格等,看不出大致统一的规范(许宏等 2019)。但这种情况,到了随后的二里岗文化时期,就发生了急剧而显著的变化。秦小丽博士运用数量分析的方法对此做了系统深入的分析(秦小丽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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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里头贵族墓随葬陶器“全家福”

作者指出,比较二里头时代与二里岗时代陶器风格的地域变化动态可以看出,其相同点是两个时期都以伊洛-郑州地区为中心,陶器的风格也都由中心地区向周边扩张与蔓延。然而,在二里岗时代,中心地区的陶器风格一旦确立,便开始向周边地区蔓延与扩张,其影响的力度也较前期大得多,使当地系统陶器消失殆尽,呈现出二里岗文化陶器的一元化、整齐化的特征。因此二里岗时代中心势力对地方的影响力更为强大,考虑到地方性城址的设置与规划,可以解释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系统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作者认为,这是中国初期国家形成的两个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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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伊洛地区陶器系统构成的比例变化(秦小丽 2019)

这种整齐化,甚至可以从普通炊器的形制尺寸上表现出来。譬如,二里头时代的主要炊煮器为深腹罐,进入二里岗时代,这类炊煮器在普遍小型化的同时,其口径与器高均逐渐呈现规格化的倾向。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另一种炊煮器鬲,在进入二里岗时代后代替深腹罐,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炊煮器,进入二里岗文化晚期后,其与深腹罐一样,也呈现着明显的规格化的倾向。

与二里头文化相比,二里岗文化陶器生产在手工业专业化与专业内部分工上进一步细化。

首先是郑州商城内的两处制陶作坊表明陶器生产已经脱离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出现了明确规划的手工业作坊区域,以及有专业内部分工的陶窑与单一化产品,譬如专门生产陶盆类泥质陶的作坊和生产夹砂陶类炊器的作坊。以制陶为专业的工匠群体开始出现,陶器生产有了向专业化、以流通为目的商品化、供给化发展的可能性。另一项研究表明,偃师商城制陶作坊的大口尊在尺寸上表现出的高度标准化,符合作坊区陶器生产组织模式上所显示出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的特点。制陶作坊内部,不仅存在陶器成型区与烧造区的空间划分,在工匠内部也存在明显的分工。(邓玲玲等 2022)可以肯定的是,经过早期郑州政权的建立与经营,二里岗文化晚期社会结构已经成为一个以经济成分作为主要功能的社会,其陶器制作也达到了一个发展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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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许宏、袁靖主编:《二里头考古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秦小丽:《中国初期国家形成的考古学研究:陶器研究的新视角》,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

邓玲玲、曹慧奇等:《陶器尺寸标准化程度的量化分析:以偃师商城遗址的大口尊为例》,《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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