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邦出东方丨陆伍•陶器的“体制美学”（二）
许宏约 3 分钟其次，主都郑州商城周边地区逐渐出现具有专业性质的制陶作坊。例如陶鬲作为二里岗时代最常用的日常生活器类，邢台、邯郸一带应该是其生产的中心之一。也许随着业内分工的细化，日常用粗陶类的生产从城内转移到了远离中心区域的豫北冀南一带，但礼仪性陶器的生产是否还在中心城区或者近郊有待探究。某一作坊只生产某一种器类，就必须有相应的原材料供给源和产品的流通渠道予以配合，陶器专业化的进展还可能预示着生产的指令性计划的存在，专业工匠的管理、流动和职业保证及产品消费的保证，这一切都与社会组织的管控能力相关。
图：二里岗文化各级聚落陶器一体化示意（秦小丽 2019）
图：盘龙城遗址出土陶器的分群（孙卓等 2024）
要之，二里岗时代的陶器组合风格呈现广泛的齐一性。晋西南、伊洛地区、豫北、长江中游地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都是各自具有不同的陶器组合风格的地区，然而进入二里岗时代之后，陶器风格呈现出高度的共通性，而且这种共通性不仅限于器类构成的类似，在陶器的细部特征和制作技法方面也可得到确认。因此，可以认为在二里岗时代陶器的这种高度一元化的背后，不仅仅是陶器的简单模仿，可能还反映了某种强烈的支配性制度的存在。这种一元化的陶器组合风格，在中心都邑、地方城邑和一般聚落三类性质不同的遗址中均可得到确认，可以推测其背后存在着某种严格的陶器生产制度和规则。
图：二里岗风格陶器的扩散范围，已超出图中的二里岗边缘地区（刘莉2008）
秦小丽:《中国初期国家形成的考古学研究：陶器研究的新视角》，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
孙卓、彭苇苇等:《盘龙城遗址出土陶器的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生产背景》,《南方文物》2024年第3期。
刘莉:《中国早期国家政治格局的变化》,《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
王海城:《最早的帝国？比较视野下的二里岗物质文化扩张》,《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