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邦出东方丨陆陆•“二里岗帝国”说的提出

图：二里岗文明的扩张（张光直 2002）

贝格利教授从铜器研究的视角提出了二里岗扩张是军事征服的结果，进而提出了“二里岗帝国”的论点（Bagley 1977，1999）。而后，他的门生王海城教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指出“二里岗扩张在东亚考古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把一种新近发明的金属制作工艺甚或文明本身传播到华北和华中的广大地区，早期青铜时代从此由一个局部现象变成了覆盖辽阔区域的整体现象”，而“这种特征鲜明的物质文化大规模扩散现象并不为二里岗文化所特有。恰恰相反，这似乎是文明初始阶段的一个普遍现象。”

图：乌鲁克文化时期西亚各遗址的相似遗存（依Wang 2014改绘）

【英文中译。上栏：哈布巴/喀纳斯/阿鲁达 美索不达米亚冲积扇/苏萨；左栏：陶器、簿记、印章、建筑】

和二里岗文明一样，可以认为这类同一物质文化大面积分布的现象绝非出于偶然的文化交流。尽管上述四个古文明可能都已有了文字，但是已知的铭文都非常稀少、简短、难懂，所以我们只能寄希望从物质文化来理解这类考古学现象，设想一些传播物质文化的可能机制：模仿、交换、贵族集团的迁徙、宗教的皈依、殖民和赤裸的征服。

王海城指出，考古学家习惯于以日用陶器作为反映古人行为的最可靠证据，可这主要是出于一个实际的考虑：陶器是遗物中最常见的器物。如果我们研究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却对其贵族阶层所定做和使用的器物不予重视的话，就会严重扭曲我们的认识。假设我们没有二里岗铜器，没有乌鲁克建筑与印章，没有奥尔梅克的巨型石雕或者玉器，没有哈拉帕与摩亨佐·达罗的城址，我们还能注意到这些分布广泛的文化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吗？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里，其成员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会得到区别对待，因而我们也应该期待考古材料能反映出这种分层现象。如果某一种陶器组合与某一种铜器组合显示出相关但却不同的分布状态，其原因可能就在于它们是因为不同的社会机制而得以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牵涉社会全体成员，尤其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成员。

基于以上考虑，王海城认为对二里岗文化的定义也应该是分层的。在普通大众这个层次上，反复出现的物质因素包括陶器、骨器、石器、房址、葬俗等。在贵族阶层这个层次上，他主张以青铜礼器作为二里岗文化的定义标准。青铜器是贵族阶层求得权力和权威正统性最关键的物质要素。二里岗制铜业的规模与组织的复杂程度，最好地证明了控制这一行业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政体。

图：武汉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椁板纹样，与郑州青铜器母题高度一致（湖北省所  2001）

与二里岗这种铜器面貌一致的现象最接近的例子，是西周早期华北地区的铜器分布，而那正是一个先以军事征服、继之以殖民扩张而建立起来的帝国所留下的物质遗存。历史时期的考古材料告诉我们，帝国的建立扩大了其疆域内的文化多样性，但就贵族阶层的精英文化而言，统一性则是常态。

张光直著，张良仁等译:《商文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淺原逹郎:《蜀兵探原——二里岡インパクトと周·蜀·楚》,《古史春秋》第二号，朋友书店，1985年。

Bagley, Robert W. “P’an-lung-ch’eng: A Shang City in Hupei”.Artibus Asiae 39, 1977(3).

Bagley, Robert W. “Shang Archaeolog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 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9.

Wang Haicheng. “China’s First Empire? Interpreting the Material Record of the Erligang Expansion,” inArt and Archaeology of the Erligang Civilization, ed. Kyle Steinke and Dora C. Y. Ch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201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王海城:《最早的帝国？比较视野下的二里岗物质文化扩张》,《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