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刚才我也交代了我的学术背景。我在山东大学做的是山东地区的商周考古，能够接触到的最早遗存就是二里岗上层的，这之前的基本上就不熟悉了。在偃师商城接触到了二里岗早期、晚期遗存，但是对二里头文化还是不熟悉的。在这种情况下接过二里头工作队队长的担子，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利弊参半的。弊在于我是地方大学的教师，在此之前对二里头的东西不熟悉，根本不能和张立东老师他们比。但老话说的好，一张白纸可以绘最新最美的图画。杜金鹏老师、张立东老师他们都陷进夏商纷争去了。这从老一辈开始大家就吵得不可开交。“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么我站在外面来看，有些东西可能看的还比较清楚。当时，在二里头、夏文化方面我就是个“小白”。我不带任何成见，只带着问题，带着课题意识来接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这可以说是我的一个长处。我在前两三年时间一篇文章都没发，直到2003年宫城等重要发现。我个人认为，领导安排我到二里头来做队长，与其说是让我积极地参与到论战中，不如说大家应该更希望我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拿出一些扎实的、能够对深化研究有所帮助的材料。发掘处于第一线，我给大家提供的也应该是第一手的资料信息。
张立东老师编的《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下文简称《手铲释天书》），评价非常好。我说我希望我们的这本书也是这样的，那就是“有闻必录”。各位先生说什么就是什么，除了改错别字之外，不能删改。千万不要按照你的意思给他捋。《手铲释天书》里边存在各位先生之间说的不一致的情况。同样一件事，除了记忆不清，为什么这个先生这么看，那个先生那么看？这是最有意思的。要保证它的原真性，这是最理想的状态。《手铲释天书》里面殷玮璋先生说：“迄今发表的讨论文章总数约有四五百篇之多，反映了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系统资料尚未发表的情况下能写出这么多文章，提出那么多观点，不能不说是个有趣的现象。”张立东老师他们就原封不动记录了下来。
图：《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2001年版书影
我说我是个“小白”，到这儿来就是一张白纸，我应该给学界尽快的拿出更加详实的考古材料。这是我应该做的。当然这些先生对我是有期待的。比如说殷玮璋先生在考古研究所里边见了我说：“哟！许宏，你到二里头挺好啊。”你知道殷先生他持二里头二、三期分界说。殷先生说：“听说你们发现了更早的宫殿建筑是吧？那么像你们简报里边说的，二里头第三期新建的2号宫殿基址是在彻底平毁了3号基址的基础上又隔了一段时间才重新建的，这跟那个早期的多进院落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构，是这样吗？”我说：“是，殷先生。”殷先生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小伙子，干的不错！好好干！”也就是说我的发现支持了殷先生的观点，他很高兴。过两天邹衡先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会上见到我，说：“哎，许宏，我看到文物报上你们的报道了。二里头6号宫殿基址始建于二里头第四期晚段，废弃于二里头第四期晚段，是这样吗？”我说：“没问题，邹先生。”邹先生点头称许：“好，许宏。很好，好好干！”因为邹先生认为二里头第一至四期全是夏，我们发现了始建、使用到废弃全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的基址，那么这不是对他最大的支持嘛！二里头文化到第二到四期一直连续有大型建筑，所以邹先生很高兴。但是我不是这样的想法。2005年我们在偃师召开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把邹先生也请去了。他到了偃师很高兴，当着媒体夸我这一段时间在二里头开展的新的田野工作太好了。偃师市的领导请邹衡先生吃饭，他们把我喊去陪邹先生。邹衡先生当着当地领导的面说：“许宏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二里头证明了夏王朝的存在。”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我不是这么想的。作为考古人，作为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主持人，说我是二里头的专家还可以，但我现在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什么是夏，什么是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曾说过，我们在二里头有很多新的发现，但是与其说我们解决了什么问题，不如说我们提出了更多的新的问题，它使我们的思维复杂化，可以去面对更多的新的问题。就二里头文化所属人群的族属和王朝归属来说，在主持二里头工作的20年里，我不认为我们提供了什么能够推进夏文化研究的材料，但是要说提出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我是当仁不让的。说到这里想起来，我跟刘莉老师在《文物》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这篇文章本来是用英文写的，发在英国的《古物》（Antiquity）杂志上。其中有句话说，“四十多年来，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族属与王朝归属问题，几乎了无进展”，在学术上其实没有问题，这就是实情嘛。译成中文的时候，有审稿者提出要考虑国内读者的接受度，最后处理成了“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与研究”之类的表述。我现在的观点还是认为二里头极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但是你要让我说二里头肯定是夏，对不起我不能说，因为还没有“实锤”性的证据。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这是我作为一个偏于保守的考古学者的认知。二里头是一个大的都邑遗址，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在我接手二里头之前，前辈们的工作都已经可以确认这一点了。这个大的都邑遗址被我这样一个博士论文做先秦城市考古的人去接了，那么它就给了我一个极好的解剖“麻雀”的机会。我从199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跟徐苹芳先生读博士。你知道徐苹芳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大家，他安排我做先秦城市考古。当我把从仰韶一直到战国这一段3000多年的城市考古材料捋过后，就有了一种“通”的感觉。我是带着问题来做二里头的考古工作的。二里头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夏文化和商文化及其分界问题扯了那么长时间，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谁能说这个问题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个问题已经可以解决了？是不是都还是推论和假说？当一个议题聚讼纷纭，久议不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考虑它在思路和方法论上存在问题？这个学科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考古学的真问题吗？所以我不是去解决夏文化问题的，我是要给学界提供扎实的第一手的考古材料的。之前连二里头遗址的具体面积都不清楚。我接手的时候学术界关于二里头遗址面积的提法从约1.5平方千米到9平方千米，令人无所适从。关于遗址的结构布局，也仅知道有相隔100多米的一号宫殿和二号宫殿，南边有铸铜作坊，周围有一些出土青铜器、玉器和漆器等的贵族墓葬。除此之外，关于二里头遗址的基本形态所知甚少。我评价我的前辈在二里头遗址前40年（1959-1999年）工作的重大业绩可归纳为两大方面。第一，通过扎实的工作建立起了以陶器为中心的文化分期和谱系框架，二里头文化第一到四期的划分得到了学界的认可。文化分期是我们今后做任何工作的基础，这是前辈做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第二，就是通过二里头1号宫殿、2号宫殿、铸铜作坊，以及周边区域出土青铜器、玉器等随葬品的贵族墓葬的发掘，奠定了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这是先生们前40年二里头工作的重大贡献。那个时候考古学界基本上做的是文化史的建构工作。这几年我跟其他老师一起在呼吁大家关注中国考古学的转型。大体上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考古学从以文化史为主的探索转到全方位的社会考古。二里头考古也是整个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前边老先生做的是文化史的探究，而后面我们开始意识到聚落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到要先搞清它的聚落分布及其演变过程。包括多学科合作，各种自然科学手段的应用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们考古人的野心更大，我们不光要了解盆盆罐罐，了解文化分期，我们还要了解当时社会更为本质的东西。而许宏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正好在中国考古学的转型中成为二里头工作队的第三任队长。在这样的思路下，1999年秋季，我上任后的的第一个季度，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带着几个探工搞清了二里头遗址现存的确切范围，约300万平方米，还有二里头遗址的边缘现状及其成因，可以跟学界和公众有个交代了。了解了遗址的大概情况后，确认二里头的中心区域不是在遗址中间，而是东部偏南，因为这个地方正好是高地。西边大体上没有贵族活动的迹象。“擒贼先擒王”，我们就把重点放在中心区域了。然后通过翻检老先生的记录发现里面提到“南北向大道”，以此为线索开展工作。这是重大发现，但当时老先生拿这没当回事。考古人的发掘有两种：一种是对古代遗存的直接发掘，一种是通过已经成文的记录、简报、报告、论文、专著进行再“发掘”以获取信息。有这样的线索顺藤摸瓜，我们发现了“井字形大道”。以前只知道1号宫殿和2号宫殿，现在2号基址的前边发现了4号基址，后边又发现了6号基址；1号基址前面则发现了7号基址。这就是两大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后来又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3号基址和5号基址。再后来又发现不光是宫城周围有围墙，铸铜作坊和它北边新发现的绿松石器作坊也有围墙把它们围起来，这是中国最早的官营围垣作坊区。像这些一系列突破性的大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田野工作20年的主要收获。你认为它是姓夏还是姓商那是阐释层面的。在田野层面，我能告诉你这是夯土，这是路土，这是什么功能区。大家继续研究说它是夏是商跟我们的考古发现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许宏约 11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