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II》丨许宏访谈（二）

三、谈谈您主持编写《二里头（1999-2006）》报告的特点。

 前几年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搞讲读会，都是选择成套的大报告，比如说《宋画全集》《汉画总录》这样的。他们对我们的《二里头（1999-2006）》也感兴趣，就把我请过去，我也把参与主编的袁靖老师拉了过去。

 自我评价，我主持、组织编写的二里头报告有两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聚落形态本位。这个大报告里文化分期肯定还要搞，搞得还比较细，但那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进一步细化，报告总体还是聚落形态本位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念想。老先生们挖陶器做分期，到了我们这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的念想是“不动产”，比如井字形大道、宫城、中轴线、围垣作坊区等，任何“动产”都必须放在这个“不动产”的context（背景关系）里边。

 第二个特点，多学科合作。我们的报告有62位不同领域的作者，考古学者也就十个八个，剩下的那些全是各学科的精英，有年代学、遥感影像分析和GIS（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地貌环境与人地关系、经济与生业形态、成分分析、工艺研究等各个方面的。

 新报告披露了从1999年到2006年的考古材料，我们挖了7年多，整理了7年多，号称“十五年磨一剑”。不谦虚地说这在中国考古学界里面算是速度比较快的。1999年，赵芝荃先生团队在二里头发掘的第40个年头的时候，出版了《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二里头发掘的第二个20年的报告到现在为止还没出来。

 那天的讲读会，北京大学的徐天进老师是主持人，他是夏商周考古的大专家，脑子很清楚。徐天进老师问我，“许宏，你一直说你对二里头报告的自我评价有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聚落形态本位，第二个特点就是多学科合作。我觉得你这报告应该还有第三个特点。大家都盼着你这第三任队长在主编的大报告的后面结语里边应该对夏、商问题有个说法，但是好像你就一处提到了夏，我觉得你该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说：“对，我就只有一处提到了夏，那就是，‘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没问题吧？持任何观点的学者看这个都没毛病，都能接受，但可能也都不满意。

 如果回到夏的问题，那确实是“一代不如一代”。徐旭生先生谈过，邹衡先生谈过，二里头队前两任队长都能谈，怎么到第三任队长就说不知道了呢？

 二里头考古是整个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一个缩影。整个学界的话语系统在变化，理念思路方法在变，整个学科已根本不是那样考虑问题了。2005年我们办那次会，邀请邹衡先生来，他夸许宏工作做的好，据说曾提过唯一美中不足就是“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会名，如果要叫“夏都与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那就最理想了。我没敢跟邹先生当面说，我下面跟同事说，如果那样的话，至少一半人会拍案而起甚至走人。那次会上我们还邀请部分中青年学者上台发言，像山东大学方辉教授、吉林大学王立新教授、上海博物馆宋建先生、日本学者宫本一夫先生等，大家的关注点和话题已经根本不在关于族属问题的论辩上了。所以我说那次会具有极强的过渡性。

 有的学者慨叹夏文化研究现在太不理想了，处于沉寂状态，不像以前那么热闹，但张立东老师曾在郑州开的一次会议上说：“其实是时代变了，学科和学者考虑的问题都已经变了。”我觉得说的太对了。年轻学者实际上早就在做聚落形态、人地关系这样能够发挥考古学强项的研究了。

 说起来，考古学擅长什么？它擅长那些宜粗不宜细的问题，擅长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长时段的观察和研究。考古学最不擅长的是什么？是对绝对年代、具体历史事件和具体人物的把握。我们现在是扬短避长。涉及二里头，我们就一定要谈夏，但夏的概念是哪里来的？肯定来自于文献，来自夏之后一千年以后的文献，它是追溯性的、“二手”的。那么在考古遗存中什么是夏？“二里头是夏”本来就是一种推论和假说。

 夏还处于原史时代（Proto-history）。Pre-history是史前，完全没有文字；Proto-history是原史，有点文字材料或追述性的材料，但是又不足以确认相关遗存自己的身份，再后来才是历史时期。中原地区历史与原史的交界处在殷墟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之间。上溯到二里岗文化时期就已经说不清楚是商代中期还是商代早期了，这取决于怎么看待二里头。这是一种三分法——史前、原史和历史时期。现在还有好多学者还不认可三分法，坚持两分法，那就是历史时期和史前时期非此即彼了。如果这么分的话，二里头属于什么？二里头肯定是史前考古啊。它没有甲骨文、金文那样当时的自证性的文书材料，绝对不是历史时期考古。那么它的研究理论、方法也都应该跟史前考古是一致的，所以刘莉、陈星灿先生他们就把二里头看作是史前时期的文明。

四、您对夏文化的态度与国外学者有相似之处，但似乎又有一定的区别。请谈一下您关于夏文化的学术观点在形成过程中有没有受到国外学者的影响，与他们又有哪些不同？

 我的思维好像跟许多国外学者是相通的。但你也知道我是典型的土博士，“土包子”，我没有长期在国外留学、进修的背景。我最长的到国外研修的一次是到日本，那是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然后就是刘莉老师那里，当时刘莉老师在澳大利亚的拉筹伯大学。后来罗泰先生也请我到UCLA（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那里待了三个月时间。但是给中国学者的感觉就是我的思考跟他们是一致的。中国考古学是舶来品，我们要承认，我们跟人家相比就是经费宽裕些，在仪器设备上有所长进、有所提高，但是在理念、方法论和总体思路上，跟欧美学界还有一定的差距，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都是人家几十年以前考虑讨论过了的。1949年到1978年的“前三十年”是相对封闭的30年，整个中国考古学界跟外界基本上没有来往。所以20世纪80年代张光直先生来给大家讲聚落形态，使国内学界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后来，新考古学、过程主义、后过程主义等等新的考古学理论进来后，大家有点消化不了的感觉。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就我个人来讲，坦诚的讲，我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从头到尾通读过一本理论方面的书。但是好像给大家的感觉是，许宏还算是中国考古学界里边比较愿意考虑理论方法问题的人。

 我就是一个田野学者，是灰头土脸的一线考古人，咱不能成为思想家，起码得是个灰头土脸的思想者吧。我一直在思考相关的问题，只是受限于英文水平，有些可能人家西方学界已经说过了。我的同龄人尤其是比我年轻一些的学者，他们外语更好，思维更开阔。他们有一些从海外学成归来的，肯定有许多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对中国考古学的未来抱持极为乐观的态度。

 我们这一代人是过渡性的一代，有很大的先天不足。但是我现在愿意作为板凳也好、阶梯也好，给年轻学者铺路搭桥，呼吁年轻人向外看。如果我们只局限在中文语境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中，那么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学科该怎么发展。我个人在二里头也做了一些努力。我带领的二里头队跟刘莉、陈星灿老师他们的中澳美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合作进行洛阳盆地区域系统调查，报告已经出版了。这是域外先行理念和方法的本土化尝试。我作为田野考古人，基本上可以说是功德圆满了。

 关于夏文化的问题，大家提出的都是推论和假说，推论和假说只代表可能性，而可能性和可能性之间是不排他的。我们这代人已经摒弃了早期那种论战方式。上大学的时候，这个老师给你说，你觉得有道理。另一个老师是反对这位老师的观点的，你听了也觉得很有道理。你分辨不清，因为你书读的不够，没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问题。当年特别愿意读安志敏先生的文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应付考试，学期末要期末考试，你看其他的论文你感觉头大，都是各时各地的文化类型等等，特别琐碎，不好记。我们的学科分化，越分越细，叫学科碎片化。但是安志敏先生的文章我们都特别愿意看，比如《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我们用来复习特别好用，非常具有综合性。当时我看的是安志敏先生告诉我们发现了什么，什么文化类型已经被确认了。但后来我看安志敏先生的文章，是看他怎么点评学界研究动向，尤其是评论其他知名学者的研究，他是如何说的，又是为什么这么说，这是最有看头的。

 比如有些先生的观点一直不变，有些先生一直随着新的发现修改观点，有些人就骂这是“墙头草”。但是，你要看他们为什么不变，为什么变，要去看背后的本质。

 其实，古典文献中的各类记述，是不能被当作直接的史实来看的。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大家也能接受，但是中国学者恐怕很少有人直接这么写。日本学者冈村秀典先生在系统梳理传世文献的基础上，指出这些文献所载“夏”的史迹，只能让我们了解战国秦汉人眼中的“夏王朝”是什么样，而不能当作信史来看待。他的《夏王朝：中国文明的原像》一书已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值得阅读。

 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夏文化论争中，考古学者用文献往往只挑对自己有利的用，而且是胡子眉毛一把抓，不顾版本和年代早晚。夏的概念是从文献中来的，我们要探索夏文化的话，就要全面掌握文献，然后在文献中找到一个确切的标的。但是事实上，每个学者对夏的理解都不一样，可以说是一“夏”各表。

 我作为中国人，当然也“为此文化所化”，对自己的文化是有感情的。我认为民族主义不是一个贬义词，但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有害的。作为一个学者应该是偏于理性、冷静、中立、客观的，是应该把研究对象当作他者，而不是带着浓厚的情感去寻根问祖。各地的学者往往把自己发现的东西往上抬、往前提，诉诸情感，是可以理解的。但观史需要距离感，要冷静、理性，要对自己的研究结论自警、自省、自惕，把我们的研究对象当成“他者”来看，尽管这是我们的祖先。学术问题我们就得用学术精神和学术方法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