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与推理丨绿松石小兽如何混入“二里头队伍”
许宏约 12 分钟“ 一件被誉为鬼斧神工的微雕绿松石小兽，出现在3500多年前的二里头贵族墓中，一时间被视为珍宝。但遍观夏商周时期，此类动物造型微雕绝无仅有。这件小兽曾被定名为“微雕狮”，更显离奇。果如是，相关史实要随之大幅度改写。究竟如何，且听分解。”
又一次“非科学发掘”
1975年8月，二里头遗址。河南省偃师县翟镇公社四角楼大队社员，在其大队部南约20米处取土时发现了青铜器和玉器等遗物，随即想报告借住在邻村——圪当头村民宅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二里头工作队。不巧的是，考古队刚刚于当年春季结束了持续10余年的1号宫殿基址的发掘（“文革”开始后自1972年恢复发掘），所有人员返回了北京。逐级上报，这批遗物最后上交给当时的偃师县文化馆。在那个时代，县一级还没有设立后来的文物管理所之类的部门来管理文物，这个业务一般由文化馆兼管。
这批遗物中最著名的，就是那件号称“华夏第一爵”的乳钉纹爵，后来成为洛阳市博物馆和二里头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中国最早的青铜爵中最大、最美的一件。该器通高26.5厘米、流尾长31.5厘米，日本工艺学家盛赞其“增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同时交来的还有长65厘米的七孔大刀、长48厘米的牙璋和钺、柄形器等玉石器。彼时民风之淳朴，由此可见一斑。
图：四角楼村民挖出的“华夏第一爵”、玉石牙璋与七孔玉刀
这就是这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重要遗物何以成为偃师商城博物馆藏品的原因。提起这事儿来，我的前辈同事、当年在二里头考古队工作的先生们至今还为之扼腕。其实文物的保存管理权大可看淡，收藏在哪儿都是国家的宝贵文化遗产，但这批器物实在是太珍贵太重要了。由于不是考古工作者亲自进行科学发掘的，文物的确切出土信息未能及时获取，确是一件令人抱憾、难以释怀的事。少数的考古工作者与有意无意挖到古墓文物的大众相比，属“稀缺动物”，所以“非科学发掘”的概率远远大于科学发掘，这也是一件很无奈的事儿。
简要报道 语焉不详
这批器物的简报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为题，发表在专业杂志《考古》月刊1978年第4期上。实际上这只是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报道，在目录页最末单独列出，且用小于正文的小五号字排版，寥寥数百字，连图带文不足一页。
依当时考古资料发表不宣传个人的惯常体例，署名偃师县文化馆，连执笔人的姓名都没留下来。简讯中说这批器物的出土地点在“二里头遗址附近”，显然连多年发掘的二里头遗址的范围也不清楚。实际上这处地点位于二里头遗址南部，现在所知围垣官营作坊区以西的区域，属于二里头都邑的中心区。估计偃师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并未赴现场勘察，因而未留下任何关于出土情况的信息。
在介绍了铜爵、玉钺、玉立刀（牙璋）、七孔玉刀、柄形玉饰及圆陶片（应为贵族墓葬中重要酒礼器漆木觚的附件）后，作者提及还有“小绿松石数十个，有的雕成小动物，或为装饰品”。这是绿松石小兽信息的首次披露，但仅此数字而已。（偃师县文化馆 1978）
最后，作者推测“这些器物可能出自墓葬”。显然，绿松石小兽从一开始就与典型的二里头文化的铜器、玉器等一道被“打包”了。有趣的是，在这批器物出土后不久的1975年秋季，二里头考古队发掘了出土铜、玉器的二里头文化的贵族墓，发掘简报比这篇简讯提早发表（见《考古》1976年第4期）。在这种情况下，该简讯对1975年夏天出土的这批器物的时代性质却未作任何推断。说来也极尽“客观”之能事：人家并没说包括绿松石小兽在内的一众器物都属于二里头文化。
这就给此后小兽的迷离“身世”打下了伏笔。
非科学发掘品被“科学化”
1999年，二里头遗址的第一本发掘报告《偃师二里头：1959 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报告中收录了这批1975年夏四角楼村民取土时发现的器物，将其编为ⅦKM7（第Ⅶ区第7号墓），并首次在遗址平面图上标示出了该墓的位置。
一般情况下，非科学考古发掘所获文物，我们业内都称为“采集品”。就学术研究而言，由于采集品失去了原始的出土环境信息，其可信性和重要性显然低于出自专业人员之手的发掘品。有出土地点信息的采集品，其可信性和重要性又显然大于完全不知出处的一般民间流散品。采集品的出土地点信息，又包括具体某一个点，或某一处遗址范围内，到传出某地（如河南洛阳、甘肃天水）等情况。依据出土地点的确切程度，其学术价值又等而下之。这样看来，这批可确认到“大队部南约20米”处的文物，是采集品中的“上品”了。
但即便如此，这批器物仍无法改变其作为采集品的属性。由于考古工作者没有亲自到现场勘查、辨识、记录，所以无法确认这些器物是否属于同一个考古遗迹单位（如一座墓葬、一处房址或一个灰坑）。因而，它们的共存关系是需要存疑的。村民们挖出的这批东西，不能遽断为全部出于一个具有共时性的遗迹单位。
由是观之，上述发掘报告对这批采集品的处理方式，即定性为属一座墓葬，给予其正式的墓葬编号，实在干系重大。偃师县文化馆简讯中关于“这些器物可能出自墓葬”的推测，就这样被坐实了。尽管它们出土于同一座墓葬的可能性很大，前述出土物的组合也大致支持这一推论，但了解了其出土背景，我们就不能说这批由村民上交给文物管理部门的“一堆东西”，肯定都属于一座墓葬的出土物。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报告将这座墓的时代定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末期）。介绍其“出土有铜爵、玉钺、玉璋、七孔玉刀、玉柄形器各1件”，对上述器物编号叙述，给出线图和图版。同时注明“还有绿松石饰和涂朱圆形陶片等”，但没有详细的交代。甚至，连简讯中小绿松石“有的雕成小动物”这一重要线索也付之阙如。看来，二里头考古队我的前辈们，也无缘看到并记录这些小的绿松石制品。“微雕狮”定名暴露身份？
关于这件小兽的时代和定性的最早表述，见于偃师商城博物馆的藏品介绍。如百度百科“馆藏文物”条中收录的“偃师馆藏文物”：
馆藏文物—偃师馆藏文物
偃师县文物遗存极为丰富，先后出土文物达数万件之多，县内馆藏5500余件。这些馆藏文物大多是历年配合各项基本建设清理、抢救性发掘或采集而来……
乳钉纹铜爵 商代前期，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玉璋 商代前期，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七孔玉刀 商代前期，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绿松石微雕狮 商代前期，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大小0.5厘米。其造型刻纹肉眼不易辨认，在放大镜下才能看出是一只雕刻精细的雄狮，狮作卧匐状，头向右扭，其技艺之高，令人惊叹，对研究我国狮兽的历史和产地有重要价值。
查偃师撤县设市，在1994年。上引文中仍称“偃师县”，表明这些介绍文字写定于1994年之前。又，将乳钉纹铜爵、玉璋、七孔玉刀这批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遗物定为“商代前期”，这是1980年代偃师商城发现前后的惯常提法。此后，发掘者由 “二里头二、三期夏商分界说”，转而同意二里头文化主体属于夏（社科院考古所 1999），自然也就不称二里头时期为“商代前期”了。所以，“商代前期”是偏早的提法，但也不排除地方文物部门提法滞后的可能。
1999年，洛阳市文物管理局编纂的《古都洛阳》文物图集，首次公布了此器的照片，说明文字为：“绿松石兽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长、宽、高均不超过0.5厘米，其造型肉眼不易辨认，在放大镜下才能看出是一只勾头伏卧的狮，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微雕品。”（洛阳市文物局 1999）
最有趣的是，在上文中，这件微雕小兽被称为“狮”。众所周知，狮子的原产地在非洲中部，东亚大地最初并无狮子的踪迹。一般认为狮子进入古代中国地域，早不过汉代。狮子的最早引进，还要追溯到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之旅。在我国史籍中，最早出现狮子的记载是《汉书·西域传》，其中说到狮子是张骞通西域之后作为“殊方异物”传入中国的（林移刚 2014）。这大概就是后来的出版物中不再称“狮”而用偏于模糊的“兽”的缘故吧。
俗话说，第一眼的印象最可靠。绿松石小兽的身份，在最初就被“不幸而言中”？
此后，洛阳和偃师编著的多本文物图录和相关书刊报纸中对这件小兽都有介绍，且都明确地把这件“微雕卧兽”的时代定为二里头文化或夏代。
2005年，《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河南卷收录了该器，定名为 “微雕玉兽”。称其“青玉”质地，属“二里头文化”，“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出土，现藏于洛阳博物馆”（田凯 2005）。可知此时该器已调拨给了级别更高的洛阳博物馆。
2007年出版的偃师商城博物馆藏品图录《偃师文物精粹》，也收录了该器。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为之作序，还提及了“在馆藏文物中，有……夏、商时期的七孔玉刀，璋、钺、戈、柄形器、绿松石雕”。图录将此物定名“微雕绿松石兽”，年代为“夏” （周剑曙等 2007）。
2012年，洛阳博物馆藏品图录《河洛文明》收录该器的定名为“微雕绿松石兽”，年代为“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年）”，“1975年洛阳偃师出土”（洛阳博物馆 2012）。该书同时收录的前述乳钉纹铜爵、七孔玉刀和玉璋，均注明“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唯此器仅标示“偃师出土”，不知是否调拨时因出土信息不详而有此模糊处理。由不安而寻踪
在这样的氛围下，本人也未能免俗。出版于2009年的拙著《最早的中国》，也收录了这件小兽的照片。
图：不同角度的二里头绿松石小兽
书出版后，有朋友指出其可能为晚期物，令人心生不安。的确，除了这件小兽，二里头文化遗物中缺乏雕塑作品，未见与此相类的器物。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两汉魏晋至六朝的墓葬中，却屡屡出土类似的微雕动物。
图：山东临沂东汉墓、晋墓微雕小兽
左：吴白庄东汉墓出土
中、右：洗砚池晋墓出土
有资料指出：“两汉到三国两晋时期各类祥瑞动物形、神器形的微雕作品在女性的装饰品中突显出来，通常都是用贵重的金银或是半宝石、有机宝石、玻璃雕琢而成，这些造型和工艺俱佳的小型工艺品，充满了艺术情调。”“这种在女性右手部位放置小巧的雕饰的方式似乎是一种特定的行为，表明这些半宝石、有机宝石制品完全有可能是穿绳后系于手腕部的腕饰，不过这也有可能是一种特定的握具葬俗。”（陆建芳 2014）
图：河南洛阳孟津县金村西晋墓金狮串饰
察二里头绿松石小兽的穿孔为头尾纵穿，与魏晋习见者相近，而汉代多横穿。又小兽的绿松石质，与玉石相比质软，依二里头的玉石加工水平，雕刻这点小玩意儿，亦当不在话下。且几刀削出轮廓而不加抛光打磨，的确略显朴拙……
说了半天，绿松石小兽究竟为何时之物呢？还是没有定论。
这么一个小兽拉拉杂杂写了这些，也该收笔了。关于绿松石小兽的出土过程已如前述，无法廓清。至于其年代，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发掘”那些发掘出土品中与此相类者，作粗浅的比较分析，还是推测性的。标题用了“混入”二字，似乎已表明本人的大致看法，但仍不敢作确切的判定。考古最大的魅力就是考古发现在时时完善、订正甚至颠覆我们既有的认知，不能认为考古人没有亲手发掘出来的就是不可信的、不可能的。
但在看了这么些汉至六朝的同类品之后，您还相信绿松石小兽是距今 3000多年前的二里头时代的微雕艺术品吗？
最后再提一件与二里头有关的小兽。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干福熹院士团队，2011年披露了他们利用现代无损科技分析方法，对河南地区出土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时代90余件玉器的化学成分和物相结构所作分析结果（董俊卿等 2011）。其中收录的“夏代绿松石微雕”（HNYBI-3），系1992年征集，经鉴定为锌绿松石。
图：偃师商城博物馆征集的“夏代绿松石微雕”
嗣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乔梁研究员专门撰文《偃师商城博物馆藏绿松石瑞兽的年代及相关问题研究》进行商榷。他先是分析道：
这件被名之为“夏代绿松石微雕”的玉器是1992年征集的，虽然没有交待具体的出土或征集的地点，但估计会与偃师当地二里头等可能属于夏代的遗址有关，否则何以就将其绝对年代判定在了夏代？而有可能作为夏代都邑的二里头遗址也确实出土了众多的绿松石器，甚至有绿松石作坊的存在。因此将这件标本的年代断定为夏代，对于当地博物馆的收藏者而言可能也并非空穴来风。
乔梁进而指出：
检索我国已知夏商时间范畴下的考古学资料，尚未发现与偃师商城博物馆所藏绿松石微雕相类似的器物，甚至连风格接近的动物圆雕作品也无从找寻，因此将这件所谓 “微雕”的年代判断为夏代的结论并不能够得到已有考古发现实证的支持，所以尽管二里头遗址存在着比较发达的绿松石制作和应用系统，但将这件由偃师征集所得的绿松石微雕视作夏代作品的认识，显然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证据予以支持。
虽然在夏代乃至商时期的遗存中都难觅踪迹，但与偃师商城博物馆所征集的绿松石微雕器具相类似的因素并非毫无迹象可寻，如果将视野放到更大的时间范畴之下观察，则不难发现这类器物在我国两汉至晋乃至南北朝时期的遗存中并非罕见之物，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曾经十分流行的文化因素。
其结论是：
偃师商城博物馆所征集的绿松石瑞兽风格写实，雕刻尚能够反映动物原型的基本形态（宏按：作者认为应当是羊的形象），圆雕的处理也基本没有草率粗略的感觉，因此估计其具体年代应当在西汉或东汉的较早阶段，大体同洛阳周边的相关发现年代相当。（乔梁 2014）
乔梁没有提及传为1975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小兽。其实，偃师商城博物馆当时肯于出资征集这件微雕绿松石羊，显然是把它当成了1975年入藏的绿松石小兽的同类器，甚至不排除售卖者有意将微雕羊的出土地说成二里头遗址的可能性。在偃师商城博物馆，这件微雕羊长期以来与传出二里头贵族墓葬的其他细小绿松石块粒放在同一展柜，并注明同为二里头遗址出土。这种以讹传讹，即便是现在，仍存在于某些博物馆的展陈中。兹事体大，尚需进一步探究。参考文献
偃师县文化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8年第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洛阳市文物管理局编著:《古都洛阳》，朝华出版社，1999年。
林巳奈夫:《中国古玉器总说》，吉川弘文馆（东京），1999年。
田凯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5 河南）》，科学出版社，2005年。
周剑曙、郭宏涛主编:《偃师文物精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董俊卿、干福熹等:《河南境内出土早期玉器初步研究》,《华夏考古》2011年第3期。
洛阳博物馆编著:《河洛文明》，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
陆建芳主编:《中国玉器通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海天出版社，2014年。
林移刚:《狮子入华考》,《民俗研究》2014年第1期。
乔梁:《偃师商城博物馆藏绿松石瑞兽的年代及相关问题研究》,《华夏考古》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