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生：两件事从新认识两个人

一个人，既不是你的亲戚，也不是你的朋友，只是一般的同事，或者仅仅是你认识的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你仍能记着他（或她）的好，那这个人肯定是个不错的人。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两位前同事，曾经对她们很反感，但通过两件事，使我对她们刮目相看肃然起敬。虽然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我时常想起她们的好来。

四十年前，我在陕西宝鸡一个“三线企业”的职工医院的办公室当办事员。办事员的工作就是到机关收发室取报纸信件、给职工发奖金、与总务科一起给职工搞福利、完成领导交办的事务，也就是跑腿打杂。发奖金一般是我把表造好，把各科室的钱装到不同的信封里，然后通知各科室的负责人来领。有一次，注射室的刘护士长来领钱，她拿着一沓一元的钞票一张张地数，数了一遍又数第二遍，末了她抽出一张一元的钞票啪地扔给我说：“你怎么搞的？多给我一张。”说罢拿着奖金走了。

我拿着一元钱，望着她的背影呆呆地发愣。刘护士长是北京人，下乡知青，三十多岁，平时在医院里说话操着一口地道的京腔，咋咋呼呼的，给人感觉是显摆自己是北京人。她心直口快，有啥说啥，总爱怼人，少不了得罪周围的领导和同事。她跟我倒没有什么过节，但我很反感她那说话的腔调和做事的方式。可通过她退给我的一元钱让我立马改变了对她的看法，觉得她就是个大大咧咧口无遮拦的人，心地并不坏，不是那种爱占小便宜的人。那时候一个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块钱，一元钱可以买近一斤猪肉。虽然是小钱，但细微之处见精神，她在我心目中形象高大了起来。

刘护士长一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调回了北京。因两口子都是知青，没啥文化和技术，据说回北京后一时半会找不到好工作，在一个小厂凑合干着，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她儿子叫常羽，四五岁的时候我见过，挺可爱的一个小孩子。第一个事有点小。

有人会说，这鸡毛蒜皮的事也值得一提？那么，就来个大一点的吧。

二十多年前，我还在那家企业工作，但已经改行到报社当编辑，后来当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报社总编，搞新闻宣传了。报社当时有六个编辑，其中有个女士姓杜，大家开始叫她杜编辑，后来简称杜编，听起来像日本人的名字“渡边”，她也就笑而纳之。我与她共事有十多年了，对她还是很了解的。她的优点是对人很热情，很随和，男同事跟她开个荤的玩笑，她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从不介意；给她交办个事她能圆满地完成。缺点是干工作马马虎虎，报纸校对常出错；劳动纪律涣散，总是迟到早退，上班时间不是去市场买菜，就是带她小孩子到班上来。最大的缺点是很任性泼辣，当自己不满意时就翻脸不认人，与人争吵对骂。有一次我安排别人出差，而没有安排她去，她便一反常态在QQ上不点名地骂我。虽然她事后向我承认她做得不对，但不能不使我对她产生看法，两人的关系多少受点影响。

2011年我因将报社做广告挣的两万块钱给编辑们发了加班费，而没有按要求上缴公司财务（其实报社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民不告官不究），实行收支两条线，被人举报说我私设小金库。组织上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让我在宣传部大会上做了检讨。我当时很狼狈，有的人与我疏远了，怕走得太近受到影响。当时报社与公司下面一个分厂搞“板带杯”新闻大赛，他们冠名，大赛结束后他们赞助三千元。可在大赛结束后，那个分厂的领导却听到我的事不愿付款了——怕我贪污了吧？

就在我为难之际，“渡边”对我说，她跟那个分厂的厂长是同学，她给老同学说说。她先给那个厂长说了我“私设小金库”是怎么回事，钱也没有落到我个人腰包。况且新闻大赛与我个人没有什么关系，钱是用来给通讯员奖励的，而且这个事以前还有协议，希望厂长明察。也许是看在同学情分上，加之她言之有理，厂长很快把钱给了我们。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当我春风得意的时候，办公室里常是高朋满座，恭维我的、求我办事的人络绎不绝；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高朋”们离我而去，“门前冷落车马稀”，而平时我看不上眼的、与我有过节的“渡边”却挺身而出，帮我解决了很棘手的事。你说我能不感激她吗？

每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如果抓住某个人的缺点不放，紧盯着不足耿耿于怀，那就会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就不能客观公正地评判某个人。还是要多看人的长处、闪光点。做人，尤其是做领导，更是要有点涵养、气度和包容心的，否则，朋友圈会越来越小，人们对你的美誉度会越来越低。

因为这两件小事，使我从新认识了刘护士长和“渡边”。刘护士长一去不返杳如黄鹤，而“渡边”与我在一个公司里，住在一个小区里，虽然我后来离开了报社，但我们时常还见面和联系。她公公去世、父亲去世、儿子考上大学，我都表示了慰问或祝贺。我觉得，这样的人可交。

2025年1月5日

【作者简介】月生，干了三十多年吹喇叭抬轿、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工作，现在“复得返自然”的文字匠。一枚园地耕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