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伊家|她用柔弱的双手,叩击着坚硬的黄土地一一读梁鸿《梁庄三部曲》
一、故乡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少年时想逃离,成年时回不去的故乡。
故乡是一个人的出生地,是一个人生命的脐带、成长的根柢,是一个人梦想起飞的地方,无论走多远,它都会在记忆中发出温暖的光。
有的人走着走着,把故乡走丢了,便迷失了自己;有的人走得越远,站得越高,越把故乡深深珍藏、回望。快乐时,对故乡讲一讲,忧伤时,也对故乡讲一讲,而找回了自己最初的模样。
故乡是“血地”,这是莫言老师《超越故乡》一文中的比喻。莫言老师讲,在他出生时,他们村里有一个古老的习俗,即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因此,他出生时首先落在了那堆由他父亲从大街上扫来的被千人万人,踩踏过、混杂着牛羊粪便和野草种子的浮土上。
“这也许是我终于成了一个乡土作家而没有成为一个城市作家的根本原因吧。”莫言拿这句话来调侃自己。
莫言老师在文章的结尾处,这样写道:
故乡的经历、故乡的风景、故乡的传说,是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逃脱的梦境,但要将这梦境变成文字,写成文章,必须赋予这梦境以思想。这思想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你将要达到的高度,这里没有进步与落后之分,只有肤浅和深刻的区别。对故乡的超越首先是思想的超越,或者说是哲学的超越。这束哲学的灵光,不知将照耀到哪颗幸运的头颅上。我与我的同行们在一样祈祷着、企盼着成为幸运的头颅。
莫言在文中引用了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的一句话:“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想创造出任何一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他便必须使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以论证,一个作家的成名作,一般都带有自己故乡的影子,带有自己身边熟悉人的影子,带有自己的影子。
莫言老师无疑在故乡中找到了那束“照亮自己头颅的灵光",成为了一名世界闻名的作家;梁鸿老师老师无疑也从故乡中找到了那束“照亮自己头颅的灵光”,写下了脍炙人口,催人泪下的“梁庄三部曲”,而名誉中原大地,大江南北。
二 、“梁庄三部曲”简介
“梁庄三部曲”是梁鸿创作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包括《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和《梁庄十年》。
1、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老师以自己的故乡梁庄为调查和描写对象,通过实录当事人口述和现场调查等方式,详细描绘了梁庄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自然环境破坏、社会结构变迁、留守儿童、教育、医疗、养老等,勾勒出了十几年前,中国乡村最真实的模样,展示出一个急速变化时代下,中国村庄的巨大变迁。
2、在《出梁庄记》中,梁鸿老师把目光投向了逃离梁庄的打工人。记录了梁庄人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转变,展现了他们在城市中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挣扎。如工作环境恶劣、身份认同危机、社会保障缺失等。对梁庄人在西安、南阳、青岛、内蒙古、北京等大都市中的生活,做了全景式的记录,呈现了中国当代农民充满艰辛和苦难的迁徙史。
3、在《梁庄十年》中,梁鸿老师延续了前两本书的宏观视野,仍然关注“土地”,“房屋”,“回乡”等问题,但人物书写更加日常化、细微化,记录了梁庄十年间的变化,以及梁庄人在时代转型背景下各自截然不同的命运,展现了梁庄的生机与活力,也让读者看到了乡村变迁中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悲壮性。
三、我与“梁庄三部曲”
我在十几年前的2014年左右,就关注到了《中国在梁庄》一书,但我没有买回来阅读。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我对梁鸿老师一无所知,便觉得这个书名过于自负,心想:梁庄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有哪些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可以代表整个中国?
而当我读完了“梁庄三部曲”,我才为自己当初的这个想法而感到羞愧,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肤浅和浮躁,还需要历练和积淀。
梁鸿老师从带上自己3岁的儿子回老家穰县开始写起,就像一个外嫁的闺女,回娘家拉家常,亲切、自然、温馨,我的心一下子就被熔化了。
梁鸿老师在书中写到,他们的祖先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至河南穰县的。一下子拉近了她与我的距离。
小时候,我经常听父母讲,我们也是从山西大槐树迁至湖北汉江边上的。我们身上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我们的脚小拇指指甲几乎退化掉了。
有一天,我与陕西榆林的子君聊天,我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徙到湖北汉江边的移民。我把我几乎没有脚指甲的小拇指拍照给她看,她深信不疑。她说,她的父母告诉她,他们的祖先是匈奴,她宽大的小拇脚指指甲与我几乎看不见的小拇脚指指甲形成鲜明的对比。
接着,梁鸿老师像翻开了一本老相册,从王家少年,到哥哥毅志,到春梅,到姜疙瘩(人名),到明太爷,到焕嫂子……一幅又一幅面孔,由模糊变得清晰,由陌生变得熟悉。
她又从蓬勃的“废墟村庄”,写到离乡青年,写到被围困的乡村政治,写到“新道德”之忧……对梁庄作出多角度,全方位解剖。
写到“被围困的乡村政治”时,梁鸿老师借着对时任穰县县委书记的采访,向我们传递出这样的信息:
我讲过一个观点,新农村建设不能理想化。不能一讲新农村,就给农民在脑子勾画一个欧式别墅、蓝天白云、出行有车、干干净净,这样一种模式叫新农村,这容易理想化。理想化带来的问题是急于求成,我们在农村工作中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理想化。譬如说58年的“RMGS”和56年到76年的“WHDGM”,都是理想化的东西。用理想化的东西代替现实,容易带来绝对化,带来一刀切,容易带来形式主义。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存的许多问题都是从理想化派生出来的。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见《中国在粱庄》,P208,台海出版社。]
梁鸿老师写《出梁庄记》,显然借用了《出埃及记》的思想。那些为了改善生活,改变命运的梁庄人,在西安蹬三轮车,在内蒙古校油泵,在青岛镀金,在北京、南方办厂、经商……都像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四处寻找着自己的“迦南地”。
每到一地,梁鸿老师都像走亲戚的家人,走进那些在外地打工的梁庄人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甚至与女主人同床共眠。梁鸿老师的实地调查采访,如同聊家常,这与她是“永远的梁庄女儿”息息相关。
梁鸿老师写到他在西安万立二哥家采访时,遇到上厕所难题的那段文字,深深地感染了,我顿时觉得,她就是我邻居家的大姐,她与我血肉相连。
梁鸿老师在文中这样写道:
从上午回来到下午一点多钟,三四个小时过去,我一直忍着,没有上厕所,不是不想去,而是无法去。
……
我回到房间,听大家继续聊天,不再喝茶,又忍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开饭,实在忍不住了,只好再进厕所。掀开马桶,黑乎乎的塑料垫子,马桶里面还有没冲干净的便物。实在没有勇气坐上去。出去下楼,沿街转了一圈,没有找到公厕,只好再回来,用一层层卫生纸垫着,咬着牙,半蹲着,艰难地完成了这个过程。[见《出梁庄记》,P46,台海出版社。]
在“梁庄三部曲”中,这样的细节描写,俯拾皆是。试问一下,一所中国顶尖大学的教授,一个文学博士,一个青年学者,除了梁鸿老师,几人能做到这些?
其实,我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最先读到《梁庄十年》,也就是说,我是倒转时间读的“粱庄三部曲”。
《梁庄十年》讲到一个叫梁学军的梁庄青年,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一次偶然机会,他选择对外劳务输出,去了西班牙。先做海员,后学日本料理,后来与人合伙,在西班牙开了一家料理店,全家人都加入了西班牙国籍。
当我读到疫情期间,梁学军把老婆和三个孩子全都送回国内,在南阳一所私立学校读书。他们全家人一边享受着西班牙的政府补帖,一边在南阳大讲特讲西班牙政府防疫措施不力,方法不当,心中顿时五味杂陈。
在“梁庄三部曲”中,梁鸿老师多次提到南水北调。她在书中写道,部分梁庄人不得不外出打工,正是因为南水北调工程,占用了他们的土地,使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黄土地。有部分村民因土地赔偿金分配不合理,多次与相关部门发生冲突。看到这些,再次拉近了我与梁鸿老师的距离。我甚至幻想,如果有一天我站到梁鸿老师面前,我一定会与她倾心而谈。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移民。
我认识一个几十年来,一直跟踪记录和报道,南水北调丹江口移民感人事迹的记者老师,他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写下了几本记录丹江口移民故事的书。我把“梁庄三部曲"推荐给他,他看后深受感动,迅速给梁鸿老师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出他对梁鸿老师的崇敬和钦慕。
我一直认为,“梁庄三部曲”是在为咱农民而写。正如莫言所说,他是一名乡土作家,而非城市作家。我觉得梁鸿老师是一名农民作家,是在为农村而写,为农民而写。因此,我读“梁庄三部曲”时,读到感动处,我就会把读中的精彩内容用手机拍下来,发到有500人的村群里,以期大家与梁鸿老师产生共鸣,与我产生共鸣。
读"梁庄三部曲”,我首先想到的是袁凌老师的《在别处》。
《在别处》是非虚构作家袁凌老师的一本自传体小说集,也是他向读者展开的一次内心自白。
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这样写道:
高铁奔驰而过的田野上,风物倏然消逝,像是全然陌生的场地。大地上依旧忙碌的父老,像旅客眼中的蚂蚁,从事不可理喻的劳役。北京的五环内外,胶囊公寓和地铁车厢里欲望相互压榨,没有出路地生灭,和大地上的父辈音信阻隔。
……
我想以文字之绳串联脱落的线头,达到回归出生地的道路。带上一个个地点寄存的行李,攀爬连接城市和故乡的彩虹之桥,在旅途中寻求安顿。
“梁庄三部曲”何尝不是梁鸿老师对自己的故乡作了一次深情的回眸,何尝不是梁鸿老师在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一处安顿。
四、“粱庄三部曲”的创作背景
梁鸿老师在《历史与我的瞬间》一书中,多次谈到了她创作“梁庄三部曲”的背景,是一次艰难的“重返”,是一场灵魂的净化,是一次思想的去魅。
她说当她坐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看到窗外庄严静的杜克大教堂。“蓝天之下,那不规则的赭色石头如同呼吸,使整个建筑充满生命,而修直高耸的尖塔在极细处与天空相接,仿佛把视线和灵魂引向那无限的辽阔处。你感觉到你的意识在内部慢慢浮升起来,生命的庄严和辽阔,现实的清晰和逼视,你必须要思考你自己。”
那时那刻,梁庄忽然如海市蜃楼般出现在她眼前,梁庄的人和事,梁庄的悲苦和喜乐,梁庄的过去和今天,一个个,一件件,一帧帧在她眼前浮现。
“尘土飞扬,农民大规模地迁徙、流转、离散,哪怕‘死在半路上’,也要去寻找‘奶与蜜的流淌之地’,确实有《出埃及记》的意味。只不过,‘出梁庄’却成为一种反讽的存在。他们没有找到‘奶与蜜’,却在大地的边缘和阴影处挣扎、流浪,被歧视、被遗忘、被驱赶,身陷困顿。对他们而言,律法时代还远未来临。他们仍是被遗弃的子民。”
“活下去,就是一种对抗。”
“文学的功能是叙事,是发现,而不是实际的行动。”
读到梁鸿老师书中的这些句子,我油然想到熊培云老师的《思想国》一书。
《思想国》也是熊培云在法国访学期间,看到巴黎街头的人和事,走进凡尔赛宫,走进雨果故居,走进巴黎墓地,寻访罗曼.罗兰出生地……产生了无尽联想和思考,创作出来的。
有些人走出去,看到了外边世界的发达、繁荣和精彩,享受到民主社会的民主和自由,会立刻想到自己故乡的落后、衰败和灰暗,想到故乡的父老乡亲的无助和无奈,心如刀绞,而想方设法想去改变,或用行动,或用文字。
我熟悉的人中,就有这样的一群人,如一枚、二湘、世钰。我们同在一个微信群,她们去国怀乡,忧国忧民,用女性特有的温润和细腻,启蒙和感化身边的每一个人。
柴静、熊培云、袁凌、梁鸿等无疑也是这样的人,他们真正爱国、爱民、爱同胞,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70后,正值壮年,却少被众人熟知,不被众人理解。这岂只是他们的个人之悲?如想了解他们可以读他们的书,如《See》、《思想国》、《出生地》和《历史与我的瞬间》等。
有的人走出去,享受着外边的繁华,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却回来告诉我们,外边遍地是牛粪、毒蝎和魔鬼。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撒旦。
五、“梁庄三部曲”的社会意义
梁鸿老师在“梁庄三部曲”的前言和后记中,多次写到自己只是个作家,只是想通过文学的方式,真实地记录下梁庄的历史变迁和梁庄人的生活发展、悲欢聚散。但在书中,梁鸿老师几次提到过费孝通老师和《乡土中国》。我也能从书中读到梁漱溟老师《乡村调查报告》一书和费孝通老师《江村经济》一书的影子。
这充分说明梁鸿老师不但具有一个作家和人文学者描写生活、抒发情感、关注关心弱小的悲天悯人情怀,同时也具有一个社会学家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的严谨、求是和探索精神。
写到这里,或许有人要问:写“梁庄三部曲”有什么意义?“梁庄三部曲”从出版、发行,至今已有十几年了,中国的乡村状况发生改变了吗?乡村道德仍在加速溃败,乡村建设继续滞后,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医疗教育、就业增收等问题,仍在持续增加。
其实这些问题,在《出梁庄记》中,梁鸿老师借采访当年在深圳打工的堂弟梁磊之口,已经表达了出来。
梁磊在接受梁鸿老师采访时,曾这样说道:
你写这些有什么用呢?比如贪污,你觉得,以你的力量,你可能阻止贪污吗?既然不可能,干吗要去白费心?一个村里,低头不见抬头见,有些不是亲戚,就是朋友。这不是麻木不麻木的问题。这是根本行不通的。[见《出梁庄记》,P288,台海出版社。]
但同是梁鸿老师的族弟栓子,面对梁鸿老师的实地调查和采访,是另一种认识和回应。
栓子不仅认为梁鸿老师的调查和采访,十分有意义,而且自费买了20本《中国在梁庄》,送给亲戚和朋友。
在送给当年粱庄的村干部时,栓子这样说,让他们看看,看看他们都干了些啥。
在《梁庄十年》里,栓子已顺利当选为梁庄新一任村书记。也许,从90后梁栓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梁庄未来些许的希望,看到了中国广大农村未来些许的希望。
梁鸿老师在用她那弱软的双手,叩击着中国大片的黄土地。期翼在黄土地里埋下一粒粒种子,静等雨水的滋润,阳光的呵护,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作者简介】汉水伊家:湖北一70后村医。一枚园地耕耘者。
我手写我心。